乡里定的征粮高指标不赞成，说了几句真话，被划成了右派。还被开除了公职，背着铺盖卷回来了，妈妈跟他哭闹，他只是坐在床板上发呆，我记得清清楚楚，发呆，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对面墙上，一块掉下泥灰露出竹篾的地方。从此全家就靠妈妈一个人在纸盒厂当工人挣钱养活，爸爸天天背上鱼篓去钓鱼，有时我也跟着他去，钓了鱼我们就跑到集上去卖，可是往往买主都把鱼绳挂到手指头上了，旁边有个小孩嚷一声：‘他是右派。’买主就又把鱼退还给了爸爸。后来他钓鱼就单为给家里吃了，可连家里人也看不起爸爸，六岁的四妹有一回竟用手指羞着说他：老右派，不做事，光吃饭！他就搁下碗，没有再吃下去。我那时比较同情他，可是年岁太小，也不大懂他心里的愁苦。有一天他钓来好几条大鱼，趁我们都不在家，一个人煎了，下酒吃了，吐了一桌鱼刺，然后就上吊了。妈妈受刺激，大病一场，我们简直没饭吃了。我就恨起把爸爸划成右派的人来。一天夜里，我把菜刀藏在怀里，跑了十几里路，跑到爸爸教过书的学校，我知道校长是谁，见过，一个女的，才三十多岁，我想就是她把爸爸划成右派，害得我们家这么凄惨的，我要杀了她！”
“你……杀了她？”
“我熘进她的屋子，她正睡着。月亮光照进屋，我见她搂着三岁的女儿，睡得正香。我忽然想到，我把她杀了，她的女儿可怎么办？我看见了床边桌上，有个用碎布头缝的小球，里头塞的是棉絮线头什么的，还没有缝完，一根带线的针插在上头，月光下亮闪闪的；那是她缝给女儿玩的，我把她杀了，她的女儿就玩不成这个球了……原来她也是人，也有女儿，也想让女儿玩球，买不起就自己缝；她确实把我爸爸划成了右派，开除了公职，害得我们家闹到这个地步，她是我的仇人，可是望见那只没缝完的布球，特别是那根在月光下亮闪闪的带线的针，我下不了手……我就又把菜刀揣进怀里，跑回家了……”
“啊……”我吁出一口气来。
“过了几个月，妈妈病好了，大姐从高小退了学，当了临时工，我们家又能勉强过下去了，我就把这件事，向班上的老师坦白了。他当时就汇报了上去，第二天公安局就把我抓起来了，我被带到了爸爸原来教过书的学校，开了批判会，说我是搞阶级报复。那个女校长恨我恨得脸上的肉直跳，公安局说我不够法定年龄，批判完了就放了，她不答应，于是我被送去劳动教养……教养了两年，我出来了，谁都瞧不起我，谁都不需要我，学校不收我，当临时工的机会也没有，我就偷起东西来，我被抓住，铐起来——经常是同别的犯人铐在一起——挨打，被人啐唾沫，关在臭烘烘的、生满虱子的牢房里……可是一放出来，我就又偷！……”他的黑眼球闪着倔强的光，嘴唇抿成了一条线，粗壮的脖子上，一道原来我没注意到的刀疤，鼓得高高的，随着筋脉一高一低地起伏着。
“后来呢？”
“后来我决心重新做人，我就卷起铺盖卷，一个人搭火车、坐汽车、走路，到新疆去了。”
“户口呢？”
“要什么户口。那里非常偏僻，地多人少，只要去干活，就能挣工分。你不要一听新疆就满耳朵冬不拉响，满脑子小绣花帽子和花布拉吉。我们那个村子百分之八十五是地地道道的汉人，不是放牧牛羊而是种庄稼。你要相信我，我到了那儿就成了个诚实的人，凭力气吃饭，你看我现在的身体，你看我这一双手。”我这才看出他肩膀的厚实敦壮，我注意到他一双粗大的手不但布满了老茧，而且右手大拇指缺了小半截。
“你是怎么转念的？怎么一下子就决心远走高飞重新做人？”
“批判和大道理对我这个人都不起作用，起作用的反而是另外的事。我最后一次从牢里出来是1964年夏天，我从儿时上过的学校走过，听见里面传出打乒乓球的声音，我的乒乓球曾经是打得很好的，在我爸爸自杀以前，我得过一次亚军，所以我不由自主地走了进去，迈进了赛乒乓球的屋子——我一进去，正在打的两个同学突然都不打了，他俩不约而同地离开球台，去把搁在一边的外套抓在手中，用那样的眼神望着我——他们是怕我掏走他们的钱包。你说怪不，这个镜头忽然使我良心发现，我跑出了学校，跑到了河边，我把所有衣服全都脱光了，跳进了河里，使劲地游泳，我拼命地用手脚往下按水，使自己浮起来，我脑子里轰轰地响，只有一个声音：我不了、不了、不了！紧接着第二天又发生了一件事，我靠在墙上晒太阳，心里头像梗着根竹竿，忽然有人叫我：‘佟岳！佟岳！’我抬头一看，是公社副书记老李，这个老李以前我只是认得他，从来没注意过他，他为什么那么惊讶地叫我？难道我又犯了什么罪过？‘佟岳！佟岳！蜈蚣爬上你脖子了！’我本能地一拍，把一条半尺长的蜈蚣拍下了地。我很奇怪，我这么一个人，就是被蜈蚣咬肿了、咬死了，又有什么可惜？这个老李怎么这么可惜我？我抬起眼睛，只见老李走到我的眼前，他那时顶多三十多岁，瘦格格的，用瘦巴掌拍了我肩膀一下，其实是很平淡地说了几句：‘佟岳呀，你年纪轻轻，为啥就这么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