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地方住，我是无法可想的。
“北京城里的旅馆是不让我这种‘自流分子’住的，我只好住在东郊，坐几十站汽车来找你。”这时我才注意到，随着说话，他嘴里喷出阵阵酒气，而且他的脖子，特别是喉骨下面的那块地方，布满酒后的红晕。
“找我干什么呢？”
“我也写小说。找你谈谈。”
“你上当了。”我诚恳地说，“不少青年朋友都上了这个当，老远地跑来找我，以为我有什么秘诀，起码有点经验，其实我也是刚开始学着写点东西，我是不值得你们花这么大代价来找的……”
“啊，”他用黑得出奇的眼仁盯住我，忽然一笑，“你这么说，我倒不想骂你了！”
“你是来骂我的？”
“你以为是来干什么的？当然是骂你。鬼才来向你打听什么秘诀，什么经验。我来找你，是为了当面痛痛快快地骂你一顿。”
我没有这种思想准备，我很狼狈。我拎过小小的糖罐，请他吃糖，以掩饰不自在的心情。但是糖罐里的糖都吃光了，只剩下半截果丹皮卷，那是我儿子吃剩的。我更加狼狈。他却捡起那半截果丹皮卷，放进嘴里吃了，然后从衣兜里掏出香烟来，点燃抽着，把嘴唇噘得尖尖地喷着烟。
“你骂吧。我欢迎最苛刻的批评意见。”我终于鼓起勇气说。
“好，我就来骂。你发表的小说，凡能找到的，我和她都看了……”
“他？”
“我刚才讲过路芳的事，你不要故意追问。我和她都看了，我们仔细讨论过。我们恨你，恨你真话假话一块说。你说了真话，惹得我们看，找不着到处找，就为了看看你那些真话。可是你除了一两篇以外，全都有假话。把假话糅到真话里去，比全是假话的东西更气人。你为什么不坚持讲真话，句句讲真话？！”
“难。”我老老实实地告诉他，“就这样，已经有人要打棍子、扣帽子了。为了说出一句真话，有时候只好用一句假话来铺垫啊。”
“这样不行。你们把人从梦里唤醒，却又用假话给他催眠，折磨人！我写，就不这么干，我要全写真话！”
“你写了吗？”
“这就是！”他从地上提起鼓鼓囊囊的帆布挎包，那是我原来所忽略的，只见帆布已经旧得挂丝，布满油渍泥点；他费力地从挎包中掏出了一叠很不整齐的稿纸，递到了我的手中。
“你这真话，我说假话的配看吗？”我望着他，微笑着，心里其实很不服气。
“你配看。”他命令式地说，“因为你说的不全是假话。”
正在这时，我爱人领着孩子回来了。爱人一眼看见来客的一双布满污泥的鞋，蹭到了床单上，但是她忍住了心中的不快，对来客客气地点了下头，又趁来客不注意，对我狠狠地瞪了一眼，便开始在屋角洗起脸来。孩子照例不听我的指挥，绝对不叫“叔叔”，而是把书包像掷手榴弹般地往大床深处一扔，便翻小人书去了。我看看书架上的闹钟，问来客：“吃过饭了吗？在我们这儿吃吧？”
“吃过了。”
“怎么吃得那么早？没吃过吧？在我们这儿随便吃点吧！”
我听见爱人把梳子重重地往桌上一搁。
“确实吃过了。我在东单一个人买了一只鸡，喝了半斤酒。我把剩下的半只鸡送给一个上访的妇女了，她牵着个丫头。”
“再在我们这儿吃点吧，”也许是他那后半句话的效果，爱人走拢来，确是诚心诚意地说，“喝点大米粥，我这就去煮。”
爱人去小厨房了，我跟了进去。
“赶明儿你留人你做饭。我干了一天活，我伺候不来。”
每逢这种情况我只得忍气吞声。我赶紧端锅要淘米。
“回屋去吧，人家找你就为了跟你臭聊。”
我回屋了。不一会儿，饭菜都端进来了。爱人特意炸了虾片和花生米。我知道，她的心是美的，只是我们的生活条件太差了，一颗美丽的心是无法在这样的条件里充分放射出它的光辉的。
饭后，爱人带着孩子到邻居家看电视去了，这当然并非是因为她喜欢当天的电视节目，或者不懂得过多地看电视对儿子的学业是一大促退，这实在是因为我们的屋子太小，不足以同时容下四个人分三摊活动。
我这才问起来客的姓名、经历。
他叫佟岳，令我大吃一惊的，是他自称是四川籍人。
“你怎么跑到新疆去的？”
他没有正面回答，而是用那黑得令我心痒的眼睛狠狠地盯着我，幽幽地说：“我杀过人，你知道吗？我杀过人的……”
我愕然了。
他平静地叙述着自己的身世：“1958年，我十二岁，我的爸爸，一个小镇上的小学教员，被划成了右派。都说1957年是反右年，可是我记得清清楚楚，他是1958划的右派，据说那一年补划了不少人，他就是我们镇上的一个。我周围的人，包括跟我们家斗过嘴的邻居，都说他是个本分人，可是他竟因为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