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级允许不上交，而作折价处理，于是他就大做其录音机生意，自己先买下，再加价卖给求之不得的人们，据说最多能从中赚个一百多元——这也很难抓住他的把柄，因为双方是“周瑜打黄盖”，而且可以解释成他买了一台送给对方，而对方因为别的事赠了他几百元钱。给我透露这些情况的青年朋友预告说，田欢再来的时候，很可能会动员我买台录音机，并且会表示他可以给我“打听”、帮忙。
果不其然。田欢第二回来，除了传播些新的文坛谣言外，便由我的半导体收音机太旧，谈及电唱机之不必购置，而终于落到录音机之不可不有上，据说我如果能经常听听外国流行音乐的录音带，比如美国电影《午夜狂热》的全套音乐，那我的小说便能写得更具现代化风格。
我便故意说早想买一台，只是买不到。
他便单刀直入地说：“我卖你一台好了，值五百块钱，你给我五百五吧——只收你五十块‘手续费’，哈哈，我知道你捞了不少稿费，不过比起那些发了中、长篇的，你算个小户，我不向你多要！”
他竟如此之坦率，坦率得我不得不对他虚伪，因为倘若我也坦率，我冒出的那些话便会使他顿生报复之心——我何必招惹麻烦呢？
我冷淡地表示这事恐怕不恰当，况且我一时也拿不出那么多钱，总算又把他敷衍过去了。
然而，不久社会上就传出一种说法，讲田欢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我写的那篇引起轰动的《交叉路口》，其中的素材就是他提供的云云。我并不感到惊奇。是的，他田欢享尽了“合法后门”的乐趣，他家住房本来就很宽裕，他却推动父亲为他在新住宅区争得了一个单元；本来某某宾馆的“自助餐”是专供应外宾华侨的，但是由于餐厅某服务员是托他父亲人情才分到这个工作的，因此他常在那个服务员值班时跑去白吃……不过这些也还不足以使他的灵魂充实。他父亲有权，他可以仗势，而且有钱，但是他还缺少那么一种东西，所以他希望能附庸风雅，把我这样的人也算作一个，可以通过接触和宣扬，使自己同那么一种东西沾边。
他上次来找我是在十来天以前，显得格外地踌躇满志，他宣布已决定去电影厂搞剧本，正在向学校请创作假，剧本将由某电影厂导演接，他前些时帮那导演从广州朋友那儿弄来台七百元的录音机，“他妈的让那班混蛋敲了一家伙，不过质量实在他妈的好！”这么说，他不满足与文艺界的人沾边，而要使自己成为电影剧作家了；我不反对任何人尝试创作，但是我知道他其实是一篇作品也写不成的。有一次他在同我谈话时竟反问我：“金水桥在什么地方？”又有一次他主动给我留下个“临时通讯处”，把“秦皇岛”写成了“奏皇岛”，由此可见其水平之一斑。对于他这种人钻进某宾馆白吃“自助餐”，白白享用“过路”的录音机，我的愤慨还很有限；对于他这种人利用特权钻营到我视为最神圣的艺术领域里来，我气愤得灵魂发抖了——我们难道真的将会看到所谓的“合法后门片”吗？
他微笑着，他是有信心的。他父亲有权，他可以仗势，而且有钱，并且将因此而获得那向往已久的东西了。他真是一个幸运儿！
可是，我的屋门虽然号称向每一个来访的青年敞开，我却希望他一生一世不要再来。据说搞写作的人应当冷静地接触一切人和一切事，我却做不到。
然而，此刻的敲门方式，不是宣布着不受欢迎的人又跑来了么？
我拉开了门。啊，不是他！我忽然格外地高兴，我迎接客人的热情一定出乎对方的预料，而我也在一种出乎预料的兴奋中，晕晕乎乎了好一阵，才仔细端详起来这位新的来访者。
来者当然也是个青年人，中等个，皮肤黧黑，五官端正，眼睛闪闪发亮，唇上留着黑油油的胡子；衣着虽不能用“褴褛”二字形容，但起码可以说是寒伧：土布衣裤，敞着怀，露出掉了色、尽是小窟窿的黑色粗毛线衣；一双沾满烂泥的自制布鞋（我这才想起外面在下雨，我们这条仍旧是土路面的胡同一片泥泞）。如果田欢看见了他，一定会用“土鳖相”三个字来嘲笑的，田欢自己总打扮成华侨或外籍华人的模样，说句公道话，那倒的确模仿得颇为高明，足以乱真的。
我请来人坐到藤椅上，沏了杯热茶请他喝，问他从哪儿来，找我有什么事。
“我从新疆来的。”他不顾水烫，贪婪地啜着热茶，坦然地说。
我吃了一惊：“从新疆来？出差？”
“不！”他搁下茶杯，两眼直勾勾地望定我。
“那你……是来上访的？”
“也是为了来找你！”他那两颗黑眼珠黑得不能再黑，油亮油亮的。
“找我？”
“对。我的女朋友帮助我，凑了二百块钱，就这么来了。”
我盘算了一下以后，这样问他：“你现在住在哪儿？”心里一边怦怦跳。
“住在东郊一个旅店——说穿了，那是个大车店，一个炕睡十个人，一个铺位收五角钱，哈哈，倒不贵。”
我松了一口气。倘若他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