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不活的呢？我看着你可惜哩！你要是好好作活路，我看你出息大哩！’他说完也就走了。他一定不知道他这几句话的力量，这几句话就把我一生给决定了，没几天我就跑到天山脚下，隐姓埋名，一下子就这么多年！”
“家乡的人，你的妈妈，一直不知道你的下落吗？”
“我妈妈知道，我给她寄过钱，所以家乡的人也知道。‘*****’当中，一纸外调信函，使大家知道了我是右派的儿子，所以，一直抬不起头来。白天我闷头干活，晚上我就看书——也真是巧事，‘*****’当中，我们公社中学的图书馆所有的文艺书几乎都被宣布为毒草，这些‘毒草’被扔到了一个大坑里，原来说要烧掉，后来不知怎么的又没烧，用沙埋了，我就常常去挖一点带回我那屋里，看呀看……结果，我爱上了文学，我手痒了，我就写小说……”
“你一直没有成家吗？”
“谁说的？七年前我就有老婆了，我们有两个孩子……”
“那，你说的女朋友……”
“女朋友就是女朋友，当然不是老婆。我老婆也是个出身不好的‘黑五类’，我们就凭都让人瞧不起这一点，互相可怜，结婚了。可我并不爱她，她其实也不爱我。我们就这么过，我看中国人里有不少是这么过，没有爱情，也不一定厌恶……女朋友是这两年从县里分来的师范学校毕业生，在我们村学校教书，比我小很多，爱文学爱得不要命，为了你一篇该死的小说，我们俩能吵上两三个钟头。我爱她，她也爱我。可我不能跟老婆离婚，她没地方去，还有两个孩子。我那女朋友说她一辈子不结婚，一辈子当我的朋友……”
“你不应当自私，你应当劝她结婚……”
“和谁结婚？和心爱的人？她心爱的人就是我。”
我望见他那黑亮得让人没法形容的眼睛，知道改变他的意念是不可能的了，便沉默下来。
这天晚上我赶写一篇稿子，睡得很晚。夜里，我迷迷煳煳做了好多梦，我仿佛看见佟岳手里拿着一把菜刀，就站在我的床前，忽而他把菜刀扔掉，脱光衣服跳进了一条大河，高溅的白浪花里，跳动着他黝黑健壮的身躯……
第二天清早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天光已经透过半开的窗帘，亮晃晃地照到我的被子上。爱人和孩子都走了，桌上撂着两只喝空的粥碗，无言地指示着我起床后应尽的义务。
这时，又响起了敲门声。还是那种用中指和食指的指甲，交替地敲击门玻璃的哒哒声，而且频率急剧地加强着。
一定是佟岳又来了。他好不容易从新疆来一趟，我应允同他多谈几次。我答应留下他的小说稿，抽空就看，然后陆续给他寄回去，当然要提些意见——我估计那都是难以公开发表的东西，我没有说“如果好，向刊物推荐”的话，以前我曾轻率地同一些文学青年讲过，结果弄得很被动，编辑部和文学青年双方对我都很有意见。
我一边答应着：“就来！”一边匆匆地下床穿衣。穿好衣服后我先把唯一的两扇活窗打开，屋里憋了一夜的蚊香气，掺和着我一家三口唿出的废气，实在难闻。从窗缝中飞出几只血肚黑蚊，举手拍去没有拍中。于是我走到门边打开了门。
门外站着的是田欢。
我非常失望，而且压不住厌烦：“你？”
“我。”田欢大摇大摆地进了屋，径直走向藤椅，先把上头的坐垫拿起来抖了抖土，然后再搁回去，轻轻地坐下。
“又写什么啦？”他偏头向桌上望去，毫不客气地拿起桌上的稿纸，翻动着。
这是最让我难受的事。我没有成篇的东西，最怕别人看，就连爱人偶尔从我肩后探一下头，我也要不自在，常常引起口角。
我从他手中抽出稿纸，搁回桌上，明确地给他个钉子碰：“你不要管。”
他无所谓，从随身带来的手提包里，取出一只厚厚的稿袋，“啪”的一声摔到我的桌上，笑嘻嘻地说：“你给看看！我们的本子。”
仿佛他用不着知道我有没有时间、有没有兴致来读他们那个本子，仿佛他让我读，是对我的一种赏脸和恩赐。
我没有作声，只瞥了一下稿袋上写着的题目：《漓江诗女》，下面并列着三个署名，头一个是他。我怀疑这个本子的阅读价值，因为我可以肯定田欢其人虽然对漓江和姑娘都不陌生，却基本上与诗无缘；但是我又相信这个本子八成能拍成片子，因为我知道署第二个名字的正是那位从田欢手中买到录音机的导演，而第三个名字则是一位只热衷开家庭舞会而从不读书的干部子弟，他的唯一长处就是他爹的职务相当不低。我注意到导演的名字后面有个括弧，写着“执笔”字样。我真该为这位中年导演一哭。
“我们想先在刊物上发表一下。你得帮我们把这事办成。”他厚颜无耻地扳动着指关节说，“你以后也有用得着我们的时候。发出来领了稿费，咱们先去全聚德，你把老婆、孩子全带去，咱们不喝中国酒，我有从友谊商店买的三十三块钱一瓶的苏格兰威士忌，喝完了瓶子给你儿子当凉水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