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庸关外,沈溪所率兵马正在缓慢进兵。
沈溪一点儿都不着急,因为他压根儿就没想过驻兵宣府城,在冷静判断清楚形势后,他要做的仅仅是让鞑靼人将注意力放到自己这路援军上,分散鞑靼围攻宣府城以及周边关隘、城塞的兵力。
而沈溪的计划,是在行进到半途撤兵回居庸关,利用谢迁和刘大夏为他争取来的兵马,以内外长城间的缓冲地带,跟鞑靼人缠斗。
在沈溪看来,当年土木堡之变不可谓不惨烈,大明天子御驾亲征的兵马几乎全军覆没,甚至连皇帝都做了阶下囚,不得不临时更换皇帝,到最后大明依然赢得了京城保卫战的胜利。
或许是有于谦等名臣的功劳,但是也不得不提到大明的根基,正是因为大明上百年的雄厚底蕴,再加上草原人不善于攻城,所以大明最终赢得了战争。
眼下的情况,虽然西北遭遇惨败,但形势绝不会比土木堡之变后的大明更严峻,沈溪觉得鞑靼人没道理会成功。
所以沈溪这次出兵,非常自信,他带上八十门火炮并不是为了能对鞑靼人造成重创,或者说在战场上力挽狂澜,因为他压根儿就没打算当出头鸟,只是为了壮壮声势,同时应对一些突发状况。
随着年龄的增加,沈溪变得越发老谋深算,出兵时就已经做好撤兵的准备。
但沈溪也知道战场上随时都可能发生变化,还是做好了苦战的准备,所以在行军途中,他把一百多名从居庸关抽调的炮手集中起来进行训练,以便做到拉上战场就能熟练开炮。同时,沈溪还从近六千官兵中,选出有火铳击发经验的五百人,让他们熟练掌握佛郎机火铳的使用技巧。
最后,沈溪还从两千多民夫中,抽调出两百有过工匠经验的,按照他的指导生产佛郎机火铳的子弹,虽然产量低得惊人,但总好过临时无枪无炮可用好。
行军途中自然没办法生产,所以每天扎营都很早,这也是行军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在沈溪想来,苦战的情况应该不会出现,大不了在没有进入宣府前就撤兵,别管鞑靼人来不来,先撤走总之没错。
沈溪可以说是把方方面面的情况都想到了,但这次他还是大错特错,因为很多事并不会按照他的设想来进行。战场上,任何计划都可能赶不上变化快,否则也不会有“纸上谈兵”的说法存在了。
沈溪是个心思缜密之人,他怕自己传递的情报无法及时发送到京城或者是刘大夏手中,早在从居庸关出发前两天就已通过急递铺发出急报,而且一次就发出几份,表明此事的严重性。
沈溪甚至以私人的名义,给谢迁去信,让谢迁意识到这件事的重要。
至于刘大夏那边,沈溪作为延绥巡抚没资格差遣三边总督协同他做事,他只是说出自己的判断,如果鞑靼中军主力在西北长时间隐没的话,一定要派兵回防大同,协同宣大总督防守宣府,防备宣府成为鞑靼兵马南下的突破口。
沈溪发出警告后,满心以为自己等着援兵就行,先优哉游哉去宣府城周边走一圈便撤兵,等鞑靼人展开追击,将战线拉扯到居庸关,战事就会从鞑靼人的偷袭转而变成僵持……
可惜,如今随着京城中弘治皇帝朱祐樘再次病重,朝臣以及将官的一致态度就是——这场战争还是别打了,就此为止,最好鞑靼人能自己撤退,如果鞑靼人不撤,等着他撤即可,只要鞑靼人不主动挑衅。
因为宣府镇并不在三边总督管辖范围内,而如今领“提督宣府、大同、偏头、宁武、雁门,镇巡等官悉听节制”,也就是俗称的宣大总督的史琳,年老昏聩而且性格中庸,跟刘大夏间并不互相统属。
刘大夏撤兵到太原镇管辖的宁武关,实际上已经跟史琳的职务发生冲突,刘大夏不想自找麻烦,跟史琳对着干。
当沈溪缓慢进兵时,京城的谢迁率先收到沈溪的私信。
沈溪以延绥巡抚这样外臣的身份,给京城的内阁大学士写信,本身不合法度,但沈溪也是迫于无奈才跟谢迁说明情况。
信是直接送到谢迁府上,这几天谢迁比较忙,但却没有发现沈溪之前上奏关于西北鞑靼人动向的奏本,至于奏本是被刘健或者李东阳票拟后送去了司礼监,还是在哪层被压了下来,谢迁根本不知晓,他也是在看到沈溪的信件后才知道有这么回事。
“这小子,尽给我找麻烦,西北太平无事,非要说鞑靼人要攻打宣府,捕风捉影也不至于到如此地步!此事关系重大,若鞑靼人真有意攻打宣府,为何不是宣府镇的奏报,而是他的进言?难道这小子又是在别的什么情报中,找到蛛丝马迹?”
谢迁看过信之后,心中带着诸多不解,不是他不信任沈溪的判断,而是最近他实在不想自找麻烦。
弘治皇帝再次病重,多日没有上朝,这会儿鞑靼人非常配合,西北没有战报传来,谢迁听司礼监掌印太监萧敬说,平日他只需早晚跟朱祐樘汇报一下西北是否有事便可,朱祐樘不会关心,更不会碰下面的奏本,以至于所有朱批都是司礼监独立完成,就算朱祐樘不在,大明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