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里所谓三种监军模式，也是笼统、勉强划分的。其实，每个朝代的监军政策二绝不会纯粹是三种简单模式之一。
譬如汉世，汉世的监军系统亦是非常复杂的。
比如，大军出行所需的粮草调给、军械箭矢弩弓，归维阳皇宫内的宦官负责，但是地方太守亦可私自自募一定数量的军粮、器械。即是说。汉帝国武将行军作战，若欲朝廷调运粮草，发配器械，必须经过张让、赵忠这般宦官的仔细审核，而后方能转运调配；若是武将作战无须朝廷调送粮草，当地郡县仓库就能满足大军军需供给，则只须由当地太守、州刺史审核，然后报备给朝廷三公府即可。
征伐西羌时，无论是段颊还是张温都免不了与宦官交接。便是因为汉世的这种宦官掌握粮草供给的制度。段颊是十年墓战。不得不仰仗朝廷供给；张温征伐西羌时，凉州糜烂，关中大灾，更是不能自给。
又比如，汉帝国地方郡县叛乱，亦多是由郡太守、州刺史合击。譬如长沙太守孙坚、武陵太守曹寅、荆州刺史王巅共破长沙诸郡贼寇。
这其中，太守、州刺史分别监督本州本郡兵卒军将，继而州刺史与太守又彼此互相监督，州刺史有权。郡太守官秩高，是以双方皆可上诉朝廷。
鉴于汉世尚未明确军政分离政策。一郡太守、一州刺史，皆可直接掌管当地郡县政事武事。这样的监军。又有点武官监军和文官监军合体之势。
刘呆征伐西羌，驻兵安定时。当地既有安定太守制约，又有长史赵歧监督。这便属于非正规定式的监军。
汉世的监军制度自然缺陷极大。可以说，之所以董卓才入维一年。关东便立刻形成各路军阀对持局面。便是因为这种糟糕的监军制度；可以令郡太守、州刺史轻易掌握大量军权民政，进而割裂一方。
当然，这亦是因为四百年大汉之前，中国尚是类如中世纪欧洲的天子之位虚高而无实权，诸侯各治一方的制度。汉世虽然舍弃天子封建诸侯制度，但是限制于历史眼界，他的改革之路并不能走的太远。正如后世限制于历史眼界，世界也是只能徘徊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等，并不能真正预测两千年后的人类社会。
正所谓：一切历史皆是当代史；一切当代史皆是历史片断。
监军制度经过两千年发展后，其优势让人不能废弃，但是各种监军制度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不能完全规避。
武官监军。这是一种朝廷特别时期，低成本制约率兵主将的手段。然而武官同出一系，一旦家人折服家人，或者两武官相互勾结，则两位武官统军，与一位武官统军无甚区别。所谓的制约、控制，更是一个笑话。
这类监军可谓效果最差。虽然历史各个朝代都有武将监军事例，但是这些武将监军举措多是便宜之计，而非长远之策。
文官监军。这是朝廷内部中的文武平衡、以及大臣与皇帝之间权力平衡手段之一。
这类监军最容易出现两种情况。
一，文官、武官因双方的战略目标不同导致引起内斗。武官手中有兵权，文官手中有上命、军需后备，由于归属两个系统，谁也不能强行屈服谁。这种内斗最终的结局是。因为文臣武将两人不和，互相扯对方后腿，争权夺利，甚至为证明对方战略错误，特意制造败仗。乱世之间，这种内斗，甚至还能演变成逾制诛杀的恶性事件，比如说后世争议纷纷的明末袁崇焕诛杀毛文龙之事等等。
二，文官重心在京都，身负朝政争斗使命，将军事行为视作朝廷内部政治争斗的一环。文官利用制度，执掌军伍兵权，但是其却又可凭借手中大军，反过来对抗政敌，甚至对抗皇帝。这种完全将军事政治化的行为，最终结局更是可想而知。此种事例，历朝皆有，两宋最多！
太监监军，或说宦官监军。这是皇帝本人与朝廷文官、武官的相互制衡手段。
究其原因，乃是所谓宦官监军。便是代表着皇帝越过文臣武将，亲自掌握军权。纵观历朝阉党手握兵权时。多数阉党军权其实属于皇帝私人。宦官监军，实质等同皇帝越过国家制度，任用私人监军。
皇权强盛时。宦官权力虽然水涨船高，但是却为皇帝本人压制。亦即是说，宦官性质不过是皇帝爪牙猎犬，一旦皇帝皇权强盛，总揽朝政，那么宦官就没有必要再握有大量兵权。每当宦官监军时，必定是皇权走向衰弱时，皇帝为维护统治，不得不启用自己身边亲信宦官。
宦官监军，可以说极其依赖皇权，随着皇权强弱波折，最容易出现两种情况。
一，皇权弱，文官强。武官弱，宦官一旦掌军，立时与文官引发权力矛盾。宦官背后有皇帝撑腰。文官背后有整个文官集团，双方围绕谁主导国家政治走向，展开激烈斗争。
江类内争幕象事件便是。女官斥责阉崇误国，宦官斥责 必口入言丹能。皇帝为从文官集团手里夺权，不得不全力任用身边亲信太监，于是便间接培养出权倾天下的宦官，历史赫赫有名的阉逆，无一不是如此出现。由于彼此矛盾不可调和，文官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