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前的上海完全是一座不设防的城市。这是国民政府和国军将领们没有真正意识到的现实问题，也是整个“八一三”淞沪会战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
五年前，张治中第五军投入“一二八”淞沪战场后，日本担心继续在上海打下去会激起民国政府全面抗日，激起中国民众抗日，还担心英美增兵上海的近30艘战舰，随时维护自身在华利益，介入淞沪战事，加之又刚刚占领东北，立足未稳。因此，日本被迫与华协商，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
日本人的这种被迫也只是停留形式上的，在协定内容上日方占据了主动，对于民国政府在上海和淞沪地区的军事与防务，却是极其不利。《淞沪停战协定》核心利益条款，也是这个协定第二条规定：“中国军队在本协定所涉及区域内之常态恢复，未经决定办法以前，留驻其现在地位。”根据协定附件第一号的解释，中国军队“留驻现在地位”的具体位置，限于以下一线之以西地区，这条线是：“由安亭镇正南，苏州河岸之一点起，向北沿安亭镇东最近小浜之西岸至望仙桥，由此北过小浜，至沙头东四公里之一点，再由此向西北至扬子江边之浒浦口，并包括浒浦口在内”。也就是说在上海，中方完全不能驻扎正规军队。
此后，第十九路军调离上海，就再也没有正规军队进驻上海。在开战前，上海只驻有淞沪警备司令部所属的上海市保安总团两个团兵力，此外上海市警察局的警察总队有警力2000人上下，这点武装力量主要是对内维持治安，而不是对外国防、对外防范日军入侵的，他们的战斗力也是堪忧。面对日军的入侵，他们怕是连个牙缝都塞不住。
上海市不设防，不仅是上海市这座城市不设防，是整个淞沪地区，包括陆、海都不设防。至于黄浦江和长江交汇处的吴淞要塞区，原来是设置有要塞炮和岸炮的，早已被毁于“一二八”淞沪会战时的日军炮火，直至这次开战前，都未恢复。海岸线设防如此废弛，海上防御更是一片空白。从杭州湾到扬子江入海口一带，靠近大陆的海面上，有多少岛屿，还有那么大的崇明岛，都没有驻军，连基本的监测站、警戒阵地都没有。黄浦江、扬子江航道同样是不设防的。黄浦江董家渡以下至吴淞、长江口以内至江阴以东的航道都是敞开着的，日舰可以在这里自由航行。其实，这个因素也是日军长江舰队顺利逃出生天的主要原因之一。
反观日军，从“七七事变”后，上海日军就不断进行军事行动准备，不停地演习，不停地增加军事力量。日方挑起虹桥机场事件后，他们一边进行军事准备，一边进行外交斡旋，拖延时间、等待增援部队到达。为了拖延时间，日方还绞尽脑汁地使用外交手段，以此延缓中方出兵上海的时间。8月11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冈本和武官冲野分别会见了上海市市长俞鸿钧和淞沪警备司令杨虎，提出在正式交涉之前，为避免再度发生类似冲突事件，要求中国方面立即撤退保安团和拆除所有保安团的防御工事，并解释从佐世保增兵上海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日侨。这种无理要求当然不可能为中国方面所接受，即以“上海系中国之地，无所谓撤退”等理由予以拒绝。冈本见威胁无效，当日下午又要求由中、英、美、法、德、意、日各国委员组成的淞沪停战共同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以所谓“中国保安团及正式军队进行战争准备、妨碍租界安全及违反停战协定”为理由，提请各国代表采取有效方法制裁中国。
8月12日下午，应日方的要求，中、英、美、法、德、意、日各国委员组成的淞沪停战共同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会后，上海市市长俞鸿钧致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何应钦部长，呈报会议交涉情况。电文如下：
急。南京。军委会何部长勋鉴：7200密。今日下午三时，淞沪停战共同委员会应日方代表冈本总领事要求，召集紧急全体大会。冈本谓我方保安队及正式军队在限制区域内继续推进为作战准备，不独妨碍租界安全，且违反停战协定，应请各国代表注意及采取有效方法制裁。当依法据理驳复谓：（1）停战协定早为日方破坏。因日方军队时常侵入八字桥一带区域，该处地段按照协定日方军队悉应撤退。（2）日方既破坏停战协定，则根本无依据该协定作任何提议之权。（3）日方每利用共同委员会为实施该国侵略政策之工具，于己有利时则提及之，于己不利时则漠视之，应请各国注意。（4）日方对于虹桥事件，一方同意以外交方式解决，一方军舰云集、军队增加、军用品大量补充，此种举动影响各国侨民生命财产之安全，且对于我国威胁与危害。根据上项理由，应请大会对日方请求驳斥，并对日方之威胁行为报告各国。同时，告以中国方面虽认今日共同委员会之召集为无谓，但如各中立国代表能以友邦使领代表资格加以调赴，我方自所欢迎，惟办法必须平允。等语。后中立国代表问双方军队能否隔开以免冲突危险？当驳称：我方队伍在本国领土，采取自卫行动，并无不合。日方军队如能撤退，自无冲突危险。至此，会议顿成僵局。厥后我方表示：中国军队当恪遵中央“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之一贯政策，如日方不向我攻击，当决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