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的改旗易帜。张作霖被刺杀，不仅在日本，更在东北出现了严重的政局混乱，群龙无首，各自观望。日本军方企图以便借“维持治安”和“保护侨民”的名义，行使武力，建立亲日政权。而国民革命军有大兵压境，东北张氏政权面临着腹背受敌。此刻，张学良面对这种形势，采取了“冷处理”策略。
首先，对张作霖被炸情形严密封锁，秘不发丧，使日本侵略者摸不清虚实，未敢轻举妄动。其次，对日本的屡屡挑衅和军事威胁，采取了忍耐、克制的态度，避免造成中日冲突状态。再次，对南京政府息兵谋和，缓和国民党军与奉军的对抗态势，陆续将奉军撤回东北，巩固东北边防。最后，张学良争取新、旧两派势力，谋求子继父位占据政治中心地位，掌握东北军政领导权。稳定了东北局势，才宣布张作霖的死讯，并随即就任奉天督办;不久又经东三省议会联合会推举，出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任奉天保安司令），一举掌握了东北军政大权。
以张学良为首的新派，在“息内争、御外侮”的思想指导下，主张停止内战，实现国家民族统一，自强自立。张学良执政后，一面耐心说服元老派放弃割据思想，使他们逐渐赞同统一救国的方针，一面树立威信，坚决抵制亲日派和阻挠派。在张学良的努力下，国奉合作谈判进展很快，至7月中旬东北易帜大计基本确定。但是，日本帝国主义认为东北易帜是对他们的“满蒙权益”的重大损害，百般加以阻挠，于是张学良与日本之间展开了一场民族独立与殖民侵略的斗争。日本采取的基本策略，是依仗军事威胁施加政治压力，由外交官打头阵，军政要人轮番阻挠，企图压服张学良听命于日本。
张学良继任奉天督办不久，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于6月25日向张学良进言：“为今之计，东北当以保境安民为重，切勿过于向南方采取接近态度。”7月16日，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访问张学良，并警告说，因国民政府标榜革命外交，单方面废除与各国条约，图以武力收回租界，故与南方（指国民政府）合作即无异与日本对抗。19日，林久领事再次访问张学良，转交了日本政府的信件，谓“日本素来无干涉内政之意，但违背张作霖氏之方针，轻与南方妥协时，其结果所造成之影响，日本不能漠不关心。”张学良反诘林氏：“是否可将日本不愿中国统一的意见，或东北不能易帜是由于日本干涉的情形向南京政府报告？”林氏无词以对。但20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村冈对张学良发出了强硬的警告。
日本由于张学良改旗易帜不可逆转，便贸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由于张学良对日本心存幻想，才起了不抵抗政策。导致了东三省丢失。1990年张学良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没有提及蒋的密电，而说当时的中央政府行政院长孙科，下达过一个指示，内容是“相应处理”，意思是说中央不负责任。这等于张学良承担了不抵抗的责任。那么张学良为什么不进行抵抗呢？张学良自己解释是判断失误。他认为，判断一件事，“应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设想对方环境、处境和利害关系”,因此，“我的判断是，日本那样做，不仅对中国不幸，对日本来说，要受国际上的责备，后果也是不好的”。“日本是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假如我真知道日本人要挑起战争，那我当时可能跟日本人要拼的”。在是不是蒋介石曾给过他“不抵抗命令”，各方学者说法不一。日本学者认为“考虑到他现今的处境，不得不做如是说”。但是，不管是张学良执行蒋的命令也好，张学良是要承担丢失国土的历史责任的。对待东北问题，张学良是十分后悔的。
其实9.18事变，一开始也是试探性的发动，“九·一八”事变，其实更多的是日本陆军部，特别是关东军等侵华激进派（他们对当时内阁政府侵华的谨慎政策不满）铤而走险的一次正面试探行动，但中国军队不抵抗，竟使其一击便大获成功。原目的是逼迫张*学*良妥协，但由于没有遭到丝毫的抵抗，助长了日本军方的气焰，从而演变成了大规模的军事占*领。以当时日本东北兵力，只有区区2万人左右的兵力，是无法和拥有近40万军队东北军抗衡的。1931年918前夕，中日军事对比是，东三省的日军正规军只有第2师团的两个旅团和6个守备大队共1.04万人，在乡军人(退伍军人)1万人，警察3000人。共2.34万人。日本在31年夏季才开始在国内部队装备国产坦克和装甲车，关东军此时还没轮到；能迅速支援的日军只有驻朝鲜的2个师团，共3万人。而驻扎在东三省的东北军有20多万，平津一带还有东北军11万主力部队，可以迅速回师关外。日本国内本没有全面对华作战的准备，日本在9.18时期根本没有做好大战准备，驻朝鲜的日本军甚至怕关东军会完蛋，急电国内要求“不能不救关东军！”（日本祢津正志著《天皇裕仁和他的时代》）可以看出日本占领东北一是军方激进分子强行拖入的，二是张*学*良不抵抗所造成的直接后果。正是由于918事*变，使日本关东军的势力迅速膨胀，极盛时，关东军兵力多达70余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