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就想换来大好河山，这是不可能的。英国的光荣革命，日本的明治维新，哪次不是打得血里捞骨头？”
徐天宝侃侃而谈道：“眼下的中国，呈现出的是国弱家贫、民怨沸腾、外敌入侵、国门初开、封建皇朝**制度根基动摇的时代特征。然而，腐朽没落的满清朝庭的统治虽然苟延残喘，但绵延二千多年的封建皇朝根基尚在，让它退出历史舞台决非易事；而且代表旧官僚、旧文化的袁世凯手持重兵装备精良，背靠帝国主义列强的财政和军事支持，成了孙中山和革命党人难以逾越的障碍；即便是鞭长莫及的南方诸省，也是诸候称王军阀割据，致使革命党人散兵游勇式的武装起义难成大气候，即所谓的杯水车薪。
其次，漫长的帝王**统治造成中国社会民众物质上的赤贫和苦难，绵延千年的封建旧礼教、旧意识、旧文化、旧风俗更造成国民思想上的落后和精神上的愚昧。随着帝国主义外敌的入侵和思想文化上的“西风渐进”，虽然促使部分激进知识分子或则研读洋书、或则出洋考察，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文化和科学技术中求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但极大多数人带来的是无关大局的“君主立宪”改良方案或半生不熟的“共和主张”；而广大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苦民众则背负着根基深厚的旧封建意识，低头求生抬头看天，难与“西风”为伴；因此，高处不胜寒，孙中山独树一帜的“反封建、倡民主、建共和”的先进革命思想，不仅需要面对旧官僚的声讨、复古派的挤兑、改良派的论战、立宪派的诘难，同时还需面对社会大众的无动于衷和革命党内部的分歧纠纷，陷于孤掌难鸣的险恶境地，所谓的曲高和寡。
再次，世界历史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所以取得胜利并不断巩固发展，是得益于十六、十七世纪西方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和兴旺，尤其是得益于十八世纪成功的工业革命驱使科学技术的进步，带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新兴的经济基础造就了新兴的不断壮大的资产阶级，为资产阶级的革命准备了基础条件和生存土壤，因此，资产阶级的新兴军事力量打垮封建贵族的没落势力、资本主义新兴的民主共和制度代替封建贵族旧式的独裁**制度，就如大浪淘沙水到渠成，必胜无疑。然而，在我们中国，漫长的封建**统治不仅表现为制度上的残暴、政治上的顽劣、经济上的落后和文化上的凝固，长时期的闭关锁国和夜郎自大更形成了生产力的凋败和科学技术上的滞后，直至十九世纪末叶，华夏大地上尚未出现西方式的工业革命；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和对外通商口岸的打开，虽然出现了民族工商业的幼芽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队伍，但民族工商业发展的迟缓决定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稚嫩和软弱，而国家经济的命脉仍然掌握在封建官僚、军阀和买办资本家之手。民国并没有经过别国那样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是一个十足的早产儿，即所谓的先天不足。”
“好，说得好！”梁启超笑道：“我算听明白你的意思了，袁世凯代表的旧派虽然有政治经验，但已经难以适应新的时代了。而孙文代表的新派人物又过于稚嫩，还挑不起这副重担。徐公是这个意思吧？”
徐天宝点了点头，“先生果然智慧过人。”
“那么徐公眼下之意，就是需要第三股势力？”
“没错，这第三股势力就是我~！”徐天宝当仁不让地说道
梁启超笑笑，说道：“其实我也早看出来了，眼下这局面就像当年的楚汉争霸，袁世凯是项羽，孙文是刘邦，而徐公你~~”梁启超指了指徐天宝：“阁下就是韩信，入楚则楚胜，入汉则汉成。”
徐天宝也爽朗地大笑起来，“那么先生您呢？难道是郦食其？我听说袁世凯有意让先生出面，将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三党合并，成立进步党。先生您担任理事，成为统一党事实上的党魁。在国会内，进步党与国民党两大政党竞争制衡。莫非~~先生是拉我入党？还是看上我那个名不见经传的中华民族复兴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