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汉中等县，已经成了陕西的著名鸦片产地；山西省鸦片种植、产量都很大。光绪八年，时任山西巡抚的张之洞将山西罂粟栽种情况上报，指出：“晋民好种罂粟，最盛者二十余厅州县，其余多少不等，几于无县无之，旷土伤农，以致亩无栖粮，家无余粟。”山西省土壤稍贫瘠，鸦片亩产量较低。
西南、西北各省是我国鸦片的主要产地，它们的鸦片产量约占全国总产量的八成以上。但其他各省也都大量地种植、加工制造鸦片，如1906年，直隶的鸦片产量约为万石，河南的鸦片产量约为万石，山东的鸦片产量约为万担等，数量也很大。
具体到热河来说，赤峰一带种植的鸦片被称之为北口土，虽然质量不如印度烟土，但是价格也属中上。
自清政府开放烟禁，允许各地种植罂粟以后，中国的罂粟产量大增，很快做到了自给自足，抵制了洋烟的进口，并对洋药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使之进口数量逐年下降。
然而，鸦片国产化并不是一件好事。在晚清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清廷在客观上不能抵制鸦片的大量输入，也不能、无法防止白银的大量外流，但通过允许栽种罂粟、生产制造鸦片，却成功地抵制了洋烟的大肆输入，较为有效地防止了白银的外流，减轻了风雨飘摇中的清廷的财政危机。从这一意义上说，鸦片国产化，对清廷是“有利”的。然而，鸦片的国产化导致了举国上下到处种植鸦片，使其产量迅速增加，价格大幅度下降，从而为更多的人，甚至更多的贫困百姓吸食鸦片提供了条件。因此，随着鸦片国产化的实现，整个中国的吸食者也迅速增加了，鸦片之害因而更加突出了。可以说，清廷实施的“以土抵洋”的鸦片政策，无疑是饮鸠止渴的政策，是以鸦片烟毒害更多百姓的涸泽而渔的政策，其危害相当大。
烟帮武装贩烟的情况也相当严重。清末社会不安宁，商人行路、运货，既要饱尝行旅之苦、旅途之艰险；又要小心谨慎，防止土匪、强盗的抢劫。鸦片商人贩运鸦片，自然更要倍加小心了，因为鸦片价值高，更成为各路土匪、强盗抢劫的对象了。
武装走私贩烟，最早是请镖局保护运送的。镖车一次出动十辆，由镖客多人，荷枪佩刀，插旗呼啸而行。镖局是冷兵器时代的产物，随着现代热兵器的广泛采用，长枪、短枪代替了习武的把式，镖局也就逐渐消亡。此时，鸦片商人运送烟土，为了对抗官府的围追堵截，为了对付土匪强盗的抢劫，为了偷逃漏税，往往结成商帮，武装起来，携带长枪、短枪，保卫自己。鸦片贩子雇佣亡命之徒，购买枪支弹药，组织成马帮，帮有帮头，多是由熟悉往返路线、骁勇善战，有指挥组织能力的人担任。烟帮如果遭遇上土匪和地方团队，一般是“拿言语”、“出上咐”，即表明身份，讲江湖义气，因而获得“照应”，准许通行。如果遇到军警的查缉，能行贿的，就留下一点买路钱；如果硬好检查刁难，则往往开枪互相射击，硬打猛冲。因此，每当烟帮过境时，当地军警都很紧张，甚至如临大敌；有时关卡税官反被吓破了胆，退避三舍，听任烟帮大摆大摇地通过关卡，不敢过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