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鸥放下笔，眼神飘忽了一下：“林县长，你前面提到的几点，我都没有意见。就这最后一点，是不是步子太大了？一下降低这么多，我担心……”
“担心什么？”
“我担心县财政顶不住，会引发系统性风险。林县长，我们有很多支出是刚性的，就拿人员支出来说，明年的预算支出和今年变化不大，是9个亿。你刚刚一口气砍掉一个多亿的收入，这影响起来是很大的，很可能会导致发不出工资。然后还债、还本支出也不能削减，否则会引发系统性的债务金融风险。”朱鸥跟林方政算起了财政账。
人员支出确实是一个让人头痛的问题，一个小小的朗新县，每年就要花上一大半的收入去供养这些编内编外人员。这还多亏了上级转移支付有13个亿，否则就朗新情况，早就入不敷出了。
而现在的大环境都不容乐观，国家整体经济下行，中央也不可能凭空变出钱来。可以预测的是，明年的上级转移支付会继续减少。而且，可以预见的是，在经济结构转型的阵痛期，土地财政时代的落幕，将会影响较长一段时间。所产生的边际影响，必然会使得朗新转移收入持续减少。
自我变革，已然是迫在眉睫。
不过，林方政还是要先解决眼下的难题。
“这9个亿的盘子当然不能动，动了就会闹出事情来。”林方政说，“但是，朱局长，除了这10个亿，你是不是漏了另外一个大块头。”
“你是说项目支出的8个亿？”朱鸥惊讶地连连摇头，“这里面很多都是硬杠杠不能动的。比方说公共服务、教育支出、农林水利支出、社保就业支持、卫生健康支出、公共安全支出等等，还有一些上级拨付的项目收入，也要县里配套支出的。”
听他一口气说出一大段理由，林方政有些不高兴了。
众所周知，地方财政支出里面，财政供养人员的工资福利支出虽然庞大，但不是全部，另外一块大头就是各种项目支出。而且越发达地区，项目支出越高。因为财政供养人员因为编制的严控，终究是有所限制的，不是越发达就可以无限制扩编。所以发达地区的财政收入更多投入到了项目支出中，甚至占到了支出总额的八九成也不一定。这也就是为什么发达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更好、城市服务更好、教育医疗等资源更雄厚的原因所在。
所以，过紧日子，一部分是严控财政供养人员总数，控制工资福利支出。另外一个极其重要部分，就是大幅减少没有意义的项目支出。这也是避免地方过度举债的措施之一。
钱这个东西，从来都是赚不够、不够花。无论是出于更好刺激地方经济，还是出于官员个人政绩，大兴土木、城市翻新总是首选项。但能花的钱是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就会通过地方债的形式“寅吃卯粮”，以未来的偿还能力实现今天的宏伟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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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未来偿还能力不像公务员，旱涝保收不下岗。经济形势永远是瞬息万变的，竭泽而渔终究是要遭到反噬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以往土地财政“鸡”“蛋”互生的膨胀经济下，用全民透支未来收益信任的情况下，尚且玩得转。
但还是那句话，钱不是凭空变出来的。人民的“六个钱包”掏空后，叠加全球贸易逆全球化、各国经济形势都岌岌可危的大潮流，当然，还有很多影响因素，如地方可卖的土地越来越少、用来接盘的人口越来越少，实体经济遭受创伤等等，在各种不利因素BUFF加持下，未来偿还能力产生了信任危机。于是，老一套的游戏规则玩不下去了。
地方债的庞大规模也到了一个威胁国家经济命脉的程度。要知道，我们国家政府是不能像西方国家一样破产的，这在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想都不能想的事情，对党的执政根基有着巨大影响。
在“开源乏力”的情况下，只能狠踩刹车，把“节流”的红线划出来。控死各地的债务规模，严肃处理胡乱举债上项目的行为。但又要保证地方正常建设发展，便不得不通过发行专项国债、降准降息、MLF等金融手段，以期延缓严峻形势，用时间换空间。
说这么多，在地方支出中，人员支持这一块是“雷区”，即便要动，也需要时间逐步“精兵简政”去实现。90年代特殊时代背景的“下岗潮”这种“硬着陆”不能轻易用。在经济下行期，就业形势严峻的背景下，极易从经济问题演化成社会问题，影响整个国家的稳定。
那怎么办呢？只能从项目支出下功夫，例如某县举债400亿打造“水司楼”这种祸国殃民的形象工程，就是严厉打击的对象！当然，这个县也不是拍着脑袋就想搞这么个大项目，可以说一直以来都是这么做的，“小故宫”“望月楼”“民国步行街”“盘古庄”等等奇葩项目层出不穷，而且大部分都处于烂尾状态了，故而赢得了“三步一破楼，五步一破亭”的“美称”。更搞笑的是，该县竟然还搞了个“大学城”项目，意图引进国外一些高校，一个县城搞“国外高校大学城”，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
事出反常必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