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已。’”
“伊藤言：‘事后又将群起攻我。’”
“林鲲宇言：‘事后说便宜话之人到处皆有，我之境地亦同贵使一般无二。’”
“伊藤言：‘此固不论，我等前来议和，我国政府令我酌定，如能将原约酌改数处，方可担此重任，请贵大臣替我细想，何处可以酌让，即如赔款之数，总请少让，即可定议。’”
“林鲲宇言：‘初时说明万难少让，而我皇太后皇上仁慈，念及两国旧情，由八百万镑减去三百万镑，几近半数，已尽力让到尽头。不然何须会议四五次方能让到如此。我将日本情形细想，即减至无可再减地步，盖议和非若市井买卖，彼此争价。实在不成事体。’”
“伊藤言：‘日前临别时请让五百万镑，当时贵大臣似有欲让之意，如能让此，全约可定。’”
“林鲲宇言：‘如能少让，不必再提，业已让三百万镑矣。’”
“伊藤言：‘五百万镑不能让，四百万镑可乎？……’”
“木户言；‘无论如何。总请再让一二百万镑，不必如此口紧。’”
“林鲲宇言：‘屡次说明，万万不能再让。’”
“伊藤言：‘如此赔款，万难承受！贵大臣出手太狠，才干太大！’”
“林鲲宇言：‘此非关办事之才，战后之效。不得不耳。如与贵使诸位之才，谋事之忠，万不能及也。’”
“大久保言：‘赔款既不肯减，此等和约，我国无法接受。’言毕退席而去。伊藤与木户皆瞠目不能言。”
“林鲲宇言：‘赔款五百万镑之数，已不可减，屡次言明。此系尽头地步，不能少改。若贵使不允，则就请罢谈，我便回奏皇上，预备进兵耳。’”
“柳原言：‘我等并非不允定约，不过请略减，如能少减即可定约，此亦贵大臣留别之情。将来回国，我可时常记及，我国上下，必当感念。’”
“林鲲宇言：‘所减之数，即为留别之情……初约原本不改，因念与贵国多年交好，故减却三百万镑。而送还俘虏。不索赎金，皆缘深敬贵使忠心为国起见。贵使勇于担当，不避艰险，日本滨海小国。竟能出如此人才，令人羡慕不置，我愿早日达成和议，与贵使重叙旧谊。然如此延宕，言路参我有意拖延，其欲阴使我与贵国交兵，则实非我所愿也。’柳原无言泣下。伊藤木户亦无言。”
“和谈稍歇，伊藤云将和款节略电报国内，请政府批示，言未毕，有日人随员进，送急电于伊，似是日主亲来之电谕。伊藤三人览毕，相顾太息，遂允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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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4年11月25日，上午8时30分，北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伊藤博文接过中方书记员放在他面前的条约日文文本，看了起来。
他看得是那样的仔细，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的看着。
看完了条约，当他的目光落在签字处时，一下子变得呆滞了，手也跟着颤抖起来。
此时的伊藤博文，心中充满了悲凉。
一名中方书记员将笔墨纸砚送了过来，伊藤博文机械的拿起了毛笔，看着条约文本的签字处，伊藤博文的手臂一下子僵住了。
此时他手中的毛笔，好似有千斤重一般。
伊藤博文看了看对面，只见坐在对面的林义哲，神态从容的在条约文本上工整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他写完之后，放下了笔，从一个硕大的印匣当中取过关防大印，在朱红印泥上蘸了一蘸，加盖在了文本上面，然后又取过一方小小的青玉印章（林义哲的私印），盖在了自己的名字旁边。
看到林义哲的动作，伊藤博文又看了看自己手中的毛笔，眼泪瞬间流了下来。
他知道，这一落笔下去，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
就在昨天，他们还在尽力和中国方面辩论争取、大久保利通已然愤怒退席的时候，一封来自东京的电报，让他们丧失了做出最后努力的希望。
这封电报，是明治天皇亲自发来的：
“……前览奏报，闻已争取减得三百万镑，朕心甚慰，……自闻清国海军阅舰式之盛况后，方知二国之短长。闻福州现泊运船十余只，载兵万余，清舰在琉球专候此信，即日启行……朕原冀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如竟无可商改，即遵朕前旨与清国订约，以免两国失和，清舰东来，重启战端……”
明治天皇在这封电报里，已经明明白白的表示，战火已迫在眉睫，需要马上和中国签约了。
在接到电报的那一刻，伊藤博文可以说满腹愁思。
谁都知道，一旦在这样屈辱的条约上签字，对他个人来说，便意味着从此身败名裂！
可是面对中国方面咄咄逼人的军事威胁，谁愿意扮演签约的角色呢？
身为使团最高首脑的大久保利通当然是不愿意的，他已经选择了退席。将自己禁闭于房间之内，再不出面！
在这样一个时刻，身为日本政府最高首脑的内务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