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苏青的丈夫还真是人品不端，妻子带着三个孩子过生活，他居然很少给抚养费。苏青在上海滩过得很艰难，当时有两个选择摆在她面前，一是回宁波娘家靠亲友接济，二是到抗战后方找一些文坛前辈提携。
苏青最终选择留在上海，因为在她眼里乡下只有愚蠢的男子、丑俗的妇人、脏的牛、荒凉的山。抗战后方没有可靠的亲友，男人们都靠不住，根本没必要做指望。再者，三个孩子怎么办？
好强的苏青决意在上海滩扎根，不依靠男人，她曾冷漠且骄傲地对人说，“我家中的一颗钉子都是自己买的！”仅凭着手中一支笔，苏青拼命地写稿挣钱。
在国难当头的年月，苏青的文中却没有民族大义，她没时间也没精力思考那些大问题，笔端关注的只是孩子与家庭。同样出身在书香门第，张爱玲的文字华贵而苍凉，苏青则市侩且泼辣。
其实，离婚后的苏青也曾想重组家庭，她曾结识一位颇为富有的对象。有一次当她与男友吃饭时，她的三个孩子站在门口张望，不敢上前。苏青十分感伤，泪花翻涌，饭吃了一半就草草离开了。她怕再婚后，儿女们会受苦，坚持不再婚，因为“与其让人家占我的便宜，宁可让自己的小孩占我的便宜”。
《论语》杂志的前主编陶亢德是苏青的伯乐，如果在抗战中老陶去了抗战后方或者远遁欧美，也许历史会冠其以“爱国作家”之类，悲剧的是他留在了上海滩，更不幸的是被日本人相中，参与了汉奸文化协会。
苏青的眼中只有恩义，不论是非，她在散文中剖析自己“据说艺术家之类是应该‘爱惜羽毛’的，但我实实在在却只求果腹，换句话说便是‘吃饭第一’，试问身先不存，毛将焉附？”她曾想与老陶走的更近，陶亢德爱怜才女，始终发乎情止乎礼，两人便仅仅是在精神层面的交流。
能在文坛成为传奇，苏青无疑受到了陶亢德的鼎力相助，在日本人的掌控下，上海滩期刊行业可谓百花凋零，唯有谈论风花雪月的《古今》杂志一枝独秀，该刊创办者朱朴，是陶亢德的老友、汪伪交通部次长。
在老陶的推荐下，苏青在《古今》上发了第一篇文章《论离婚》，为天下所有受到欺凌的女子代言，还具体写出女性想做“娜拉”之难：“十八九岁的娜拉跑出来也许会觉得社会上满是同情和帮助，二十八九岁的娜拉便有寂寞孤零之感，三四十岁的老娜拉可非受尽人们的笑骂与作弄不可了。”
此文一出，上海滩的汉奸们对这位胆大的女性顿时生了崇拜之心，好泼辣的性子。伪上海市长陈公博尤为欣赏，朱朴便点拨苏青，说你带着孩子不容易，要是攀上陈市长这棵大树，以后就不会为生活发愁了。
也许是苏青觉得自己的确很艰难，也许是为了应付当局形式，她真把陈公博吹捧了一番。仅仅从文字上看，还真是情真意切，比露骨的马屁显得有水平多了。
陈公博投桃报李，将苏青弄到政府部门上班，还把她介绍给了周佛海、周作人等汉奸界知名人士。
单身的女人容易受领导们的关注，更何况是单身的才女。可苏青必定是带着三个孩子的单身女人，因此关于她的绯闻便传得沸沸扬扬，甚至有人给她起了个外号：“文妓”。
不可否认，苏青渴望得到爱，可围绕在身边的男人都当她是个避风的港湾，而不是航行的终点，她写道：“他们离开我，就回家休息了。他们有妻，有孩子，怎肯放弃他们的已经建筑起来的小家庭呢？他们对我说那是没有办法……我恨他们，恨一切的男人！我是一个如此不值得争取的女人吗？”
乱世中的女人显然会遭到更多的社会压力，苏青愤懑：“红颜若不薄命，这红颜往往不为人知；薄命若非红颜，其薄命也被认作平常……历史学家是最势利的，批评女人的是非曲直总跟着美貌走。难道不漂亮的女人薄命都是活该，只有红颜薄命，才值得一说再说，大书特书吗？”
苏青试图反抗“玩弄男人”，但她也很清楚“一个女人要玩弄男人是不可能的”，“我这才佩服欢场女子敲竹杠的手段，没有爱还必须，给人玩了还有金钱补偿，自己不聿是良家妇女，人家不好意思给钱，也乐得不给，但爱情也仍是没有的。如果我一样要花钱，他也许宁愿追求红舞女去了。想到此处我不禁又气又难堪，用力揪自己的头发，恨不能把自己给毁了”。
流言飞语不是说“文妓”么，索性竹筒倒豆子，将自己的情感经历一一写出来。心中藏块垒，笔底起波澜，苏青决定“说我所要说的话，写我所要写的故事，说出了写出了死也甘心。我把自己的生活经验痛快地写，一字一句，说出女人的痛苦，有时常恨所有的形容字眼不够应用”。
1943年，苏青的代表作、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正式连载，通过女主角“青妹”的不幸遭遇，折射了旧时代受到新教育之女性对婚姻的无奈：父母之命不敢违抗、对心仪的男同学不敢表白、当上少奶奶空虚无聊、生下女孩又遭公婆白眼。
苏青以女性的角度看待新旧思想的冲突，折射社会变迁，表达普通职业女性务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