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什么地方？说出来你别瞪眼——在破庙里。
别瞎猜，我可不是和尚。不跟你绕弯子了，直说吧，我是在我们厂的库房里值班。
我们这个厂子是由破庙改造成的。这库房据说原是庙里的什么“须弥殿”，你瞧那几根柱子，透着古色古香。
是呀，我们厂的厂房够寒碜的，可我们的产品就高贵了。凡是世界上最讲究最豪华的屋子里，大概都少不了这玩意儿，那就是——地毯。
我今年二十二岁，分到这么个厂子当洗涤工，转眼就四年了。我那活儿又累又枯燥。不过，下班出了厂门，一瞅见那么多待业青年在卖大碗茶，炸麻花，咱也就知足。
说实话，我还没谈上恋爱，那滋味儿留着以后再尝，反正我年岁确实也还小。我的生活乐趣是交朋友。友谊啊友谊，你们懂得这玩意儿吗？那滋味儿咱好有一比，比作回民饭馆里的一样名菜：“它似蜜”！
眼下是春节，正该找朋友们痛玩一场。咳，厂里非排我大年初一到这库房里值班不可。得从这早上七点钟，值到晚上七点钟！值班表一排出来，我就满厂子转悠，求爷爷告**地请人家替我一回，你想正赶上这么个节骨眼儿，谁肯替换我呀？
算我倒霉。我带上袖珍半导体，一大叠《大众电影》，坐到这儿值班来了。厂子里除了传达室和党支部办公室还有人值班，大概就没有别的人了。我们这三个值班的各据一方，连隔窗对望的机会也没有，真闷得慌！厂子里静悄悄，可厂外的街巷不时传来噼噼啪啪的爆竹声，搔得我心里好痒痒。
看看表，才七点四十。我怎么就跟在这儿待了一个世纪似的！时间这东西真古怪，人的心情能使它快如火箭，也能使它慢如蜗牛，乃至于凝固不动。
俗话说“每逢佳节倍思亲”，我可并不思念我家里的人。来值班以前爸爸妈妈还在唠叨我：“心里要用到厂里的正事上，别总跟那些三朋四友闲逛荡……”教中学的姐姐也凑热闹，居然威胁我说：“你那个‘大拇哥’究竟是啥样的人？有工夫我们得仔细了解一下！”唉，我是“每逢佳节倍思朋”，而最令我自豪的朋友就是‘大拇哥’。让他们了解去吧……
回想起结识“大拇哥”的经过来，真像吃烤鸭子似的有滋有味。
那是头年秋天。那天刮着风沙，我竖起皮夹克的领子，手里举着三毛钱，站在某个礼堂的门外，不顾沙子灌进嘴里，顽强地向每一个迎面而来的人询问着：“您有富余的票吗？您票有多的吗？……”
礼堂里要演“内部参考片”。什么名儿不清楚，反正“内部参考片”总比“外部片”神。咱没门路，又实在想看，只好用这法子来弄票了。
谁理咱们呀！我把手里的三毛钱换成五毛钱，又换成了一块钱，最后举起来高声地嚷：“我买退票！我买退票！”还是白搭。
正当我陷入绝望中的时候，突然，一张红喷喷的脸晃到了我的眼前，咦，这不是中学时候的同学“小驹子”吗？
“你有票退？”我喜出望外地往他手里塞钱。
“小驹子”把我的手推开，咧开大嘴岔一乐，问我说：“你小子想看呀？怎么着，还在地毯厂当毯匠吗？”
我一个劲点头，只问他要票。
“要看电影还不容易，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个朋友——”“小驹子”把我手一拉，领我来到一个细高个面前。他看上去比我们顶多大个三四岁，戴着副变色“蛤蟆镜”，那上头还保留着外国字的商标。只见他右手不住地往嘴里扔瓜子儿。嘿，他可真有本事——他能在嘴里完成嗑瓜子全过程，舌头尖不停地出瓜子壳儿来！
“你小子叫谭景风？咱们交个朋友，乐意吧？”他笑吟吟地说，“他们都管我叫‘大拇哥’。”
“他就是这个！”“小驹子”竖起大拇指，兴奋地对我说：“他什么‘内参片’的票都能弄来！”
果然，“大拇哥”把左拳一松，只见有五六张票夹在他的食指与中指之间。他抽出了一张递给了我：“你先进去吧，我们再等几个哥儿们。”
我高兴得闭住了气。我一边连说“谢谢”一边把钱递过去，让“小驹子”一巴掌险些打落到了地上：“去去去！散了场，你还在这儿等着我们就行！”
我入场了。十排三号，乖乖，多好的位子！而且，令我先是大吃一惊而后无比自豪的是，我瞧见了着名的大导演谢添，就是会表演“变脸”的那个鼎鼎大名的谢添……谢添的位子在哪儿呢？哟，二十三排边上，挨着通向厕所的太平门！
瞧，我能让谢添陪着我参考“内部电影”！电影稀里煳涂地就演完了，亮灯后，我见谢添直揉脖子，我是满脑瓜莫名其妙。我拿眼一扫，哟，“大拇哥”他们位子更好：七排当中！
不能不佩服“大拇哥”呀。跟他认识了没有两个月，我就从他那儿得到了不少方便，尝到了不少甜头。就拿过新年来说吧，澡塘子一大早前厅里就挤满了人，洗澡得排队等候，可“大拇哥”能带着我和“小驹子”穿过排队的人群，大摇大摆地在开业前走进门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