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了她隐秘的初恋，告别了对世界的天真的看法，告别了温柔和羞怯。
她努力忘掉他。她也的确曾经几乎忘掉了他。
什么在响？哦，是电梯顶棚上的风扇。
什么在响？哦，是银行里的算盘。
她的丈夫，一个浑身都显示着与世无争的会计，当年正是在银行里，搓着手，谦恭地微笑着，由介绍人介绍给她的。当时环绕着他们的气氛，就是一些不紧不慢的算盘声。
她丈夫中等身材，站在高个子面前不会使高个子尴尬，站在小个子面前也不至于使小个子惭愧。她丈夫体躯清瘦而不干瘪，五官端正而不俊秀。那是个谨小慎微的好人。
“小点声，你小点声……”丈夫时常望着与邻家之间的隔墙，提醒着她，“小声点好。”
一九五八年，银行里和学校里都补划了右派。丈夫买回来一罐臭豆腐，小心翼翼地拈出一块搁到瓷盘里，压低嗓门对她总结说：“少提意见，少发言，别得罪领导，别管闲事，别胡思乱想……”他就用那臭豆腐下酒，嘬着滋味，害怕，然而满足。
一九六〇年，人们都听说了关于彭德怀的事。丈夫带回一包蜜枣来，珍惜地一颗一颗地摆到瓷盘里，对她的小声询问和议论只是不住地摇头，最后抬起眼睛，可怜巴巴地哀求她说：“咱们没听过传达，是不？咱们不该知道的事情不该议论，是不？”他递给她一颗蜜枣，提醒她吐核时要小心——那枣核两端非常之尖，弄不好会刺破嗓子眼的。
……他们平平安安地活过来了。她为他生了两个女儿。在十年大动乱当中，他们没有被抄家也没有去抄别人的家，没有被揪斗也没有揪斗过别人，没有下干校也没有被扣发过工资，既不是“保皇派”也不是“造反派”，甚至也不是“逍遥派”，因为他们没有一天敢于不去上班，他们服从一切人的领导：文革委员会、工作组、红卫兵司令部、军宣队、工宣队、***、“新党委”……他们随着大多数人挥动红宝书，唿口号，家里该挂什么像时挂什么像，该摘什么像时摘什么像……
只有一点没有变，就是他们居住的那间小屋。只有十四平米。从女儿出生到送女儿去农村插队，从女儿从农村回来到分别当了售货员和售票员，一直是那么狭小，那么低矮，那么潮湿，那么陈旧……
然而这电梯是新崭崭的。
他如今天天享用着这新崭崭的电梯。
他曾经连十四平米也没有。他曾在冰天雪地里受过苦。他曾只穿条裤衩，在地层深入抡镐刨煤。他曾满身虮虱，并被人看作形同虮虱之物。他曾有过小小的起复，接着又陷入更大的沉落。他行过万里路，他凑过厚厚的一大卷生活之书。他曾大声哭过，他也曾大声笑过。他在最沉沦的时候，也曾获得过同情与信任；他在最痛苦的时候，也曾保持着坚韧与希望。人们始终记得他。他也始终没有失去自我。
当他重新回到诗坛上来时，老读者毫不犹豫地向他欢唿，新读者即刻便记住了他的名字。正如罗曼·罗兰所说：“累累的创伤，便是生命给予我们的最好的东西，因为在每个创伤上面，都标志着前进的一步。”他战斗过，他历经过苦难，他的生命便获得了崭新的价值。
然而她呢？
蜷缩着，像一只钉螺。她保全了自己，然而，没有伤痕的生命是一个软体。
现在，她站在他的面前。
她避开了他的眼光。
她的眼光落到他的脚上。
哦，他穿着一双皮鞋。
她的丈夫也有一双皮鞋。那双皮鞋小心翼翼地穿了十二年。
满屋子是搬移过的箱子、纸盒。
她问：“你这是干什么？”
丈夫永远是和蔼的：“找那剩下的半管鞋油啊。”
“我记得剩下的不多了，已经不是半管。”
“不是半管，也是鞋油啊。”
“难道你要翻遍全屋，非找着它不可吗？”
“尽量找吧！”
“再买一管不行吗？”
“不用，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慢慢找吧。”
他没有雄心，没有壮志，没有理想，没有抱负，没有气魄，没有情趣，没有想象力，也没有求知欲，甚而至于连脾气也没有。他上班机械地完成工作，下班就闲着，为了消磨这闲着的时候，他便细细地烹一条鱼，慢慢地擦一口锅……乃至于极为耐心地寻觅一管失落已久的旧鞋油。
然而她曾经……怎么说好呢？也算是爱吧——爱他的安全。确确实实，他是安全的。
鞋。皮鞋。皮鞋在路上行走。很宽的路。许多的鞋。移动的鞋。迈进的鞋。蒙着尘土的鞋。破裂的鞋。
“你怎么了？”
“没有怎么。”
“坐不惯电梯吗？”
“对，坐不惯。”
“你这些年没怎么受苦吧？”
“没。”
“那好。”
“不好。”
“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