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天宝笑笑，说道：“丁兄过奖了。”
丁开璋见四下无人，便说道：“徐老板可知我国积贫积弱的根源在哪里吗？”
徐天宝眉毛一动，心里依然猜到他要说什么，却假装迷茫地问道：“恕我驽钝~”
丁开璋一字一句地说道：“那便是当今朝廷~满清朝廷无道，对内用强，对外卖国。就拿这次日俄交战来说吧，我有同学在日本留学，当初他们都是怀着一腔报国热血而去，当他们闻听俄人侵我东北，便组织抗俄义军。可朝廷非但不支持他们的义举，还要强行弹压，实在让人寒心。所以，他们之中很多人都加入了孙文先生的同盟会，立志推翻腐朽的满清，创立开明的新中华之国。”
说罢丁开璋伸手拉住徐天宝的手，“徐老板有财有势有兵，如果能加入我盟，将来革命成功，推翻满清，你便是天下人的功臣。”
革命一词原是日本人对英语revolu-tion的翻译，也是日本人率先用它来称谓孙中山的革命组织。据同盟会元老冯自由的《革命逸史》，1895年孙中山起义失败后，逃至日本神户，当地报纸的报道标题是《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这个题目让孙中山大为兴趣，此前他和他的同伴们没有用过革命这个词，用的是传统上习用的“起义”和“造反”。自此而后，孙党以革命为旗帜，革命一词即在日本留学生中流行开来，然后又流行到国内。当然，革命一词并未获得严格定义。孙中山的革命党，立志发起各地暴动，用以推翻清政府并获得政权———这当然是众人认可的革命。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反对暴力、亦复反对从清廷那里夺权，他们要求在不改变权力所有的前提下，改变权力自身的性质；所以，梁启超及其立宪派被目为反革命，乃在情理之中。然而，面对暴政，革命话语具有天热的道德优势，尤其对年轻人更有本能的吸附力
徐天宝听了丁开嶂的话之后，笑了笑说道：“孙先生倡导共和，欲振兴中华，这自然是好事，可自下而上的革命比自上而下的改革更伤国家的元气，弄不好就如美国南北战争一般，到时候百姓遭兵灾之苦，生灵涂炭，有道是兴百姓苦，亡亦百姓苦。”
丁开嶂说道：“不管是变法还是维新，都是要流血的，所两害相权取其轻，长痛不如短痛。”
“比起同盟会，有一群人比他们更合适担负这个历史使命。”徐天宝说道
“什么人？”丁开嶂忙问
“北洋！”
“北洋？”
“对，北洋！”
很多人都会问，中国历史为什么选择了袁世凯而不选择孙中山？这是具体而微的问题，必须分析双方的力量、制度和人望等因素，考虑哪一方更适应中国的国情；北洋是从淮军系统演变而来，到了袁世凯小站练兵开始正式形成的一个具有家族性质的政治利益团体，结构相对紧密，以袁世凯为核心。且在晚清最后十年的宪政改革时期，北洋集团掌握了绝大部分的行政资源，并且以北洋为代表的晚清官僚们也在这场注定失败的改革中累积了大量的近代政府运作的经验。
而以同盟会为代表的众多反清会党团体本身并未超脱中国传统会社组织形式，其结构的松散程度导致了内部山头林立，各个组织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而且尽管孙中山相对来说知名度比较高，但事实上在反清会党群体内部无论孙中山还是黄兴都缺乏足够的领导威信和能力。并且会党人员空有革命热情但是实际的行政能力以及社会地位相对北洋诸人来说都普遍偏低。
应该说袁世凯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贡献是孙中山无法相比的。
军事上，袁世凯创建的新军标志着中**队从传统中世纪封建组织结构转变为近代化的军事组织力量，其表现在袁世凯在创建新军的过程中培养了以保定军校毕业生为代表的大量近代军事人才，而这些人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中国近代的政治走向。
行政上，袁世凯在担任北洋大臣期间参照东西成法，拟定警务章程，创办了巡警局以及巡警学堂开创中国近代警察制度开端。并且在联军交换天津期间用巡警替代军队有效的伸张了国家的主权。而且在晚清宪政改革中极力施行新政，彻底拉开了中国近代化的序幕。
开启民智，袁世凯在担任北洋大臣以及总理大臣过程中大量创办了新式学堂，并且大批派遣留学生出国，可以说晚清时期派遣的留学生数量之多唯有半个世纪后新中国大规模派遣留学生可以媲美。当然不能说这里面全是袁世凯的功劳，但和袁世凯为首的开明官僚的大力提倡和支持是分不开的。
而孙中山对比之下则显得革命热情有余，实干不足，在国际与国内的威信也就无从谈起，可以说在一直到辛亥革命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孙中山相比袁世凯是缺乏影响力的。而且对中国近代化建设的实际贡献来说，孙中山和袁世凯也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国际上的影响力，袁世凯自从担任北洋大臣以来，一直通过身边的幕僚蔡廷干与泰晤士报驻京记者莫里循保持紧密的联系，从而在莫里循对晚清新政的一系列报道中对袁世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