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解放后改名字了，叫万航渡路。上海翻译外国电影的影片厂就在我家那条街上。来北京以前，我常去那儿看外国电影。”
“真的吗？”
“不信你问我大姨好啦！”
“你大姨？”
“对。她叫李梓，你听说过吗？”
“当然，她给好多电影配过音。她的声音真好听！”
“是吗？可是你哪知道，她跟我妈妈吵嘴的时候，那个声音才叫难听呢！”
“吵嘴，为什么吵嘴呢？”
“还不是为了我。妈妈要给我买钢琴，她反对。”
“为什么反对呢？”
“她说我朝舞蹈方面发展，有录音机就够了。她总嫌我妈妈大手大脚，乱花钱。”
“你妈妈……她也是搞艺术的吗？”
“你这个人，查户口吗？”她笑吟吟地望着我，一点也不生气，“反正我得暂时保密。”
我们久久地在公园里漫步。有一只蝴蝶，长得并不好看，麻灰色的翅膀上有几个杏黄的圆斑，它不知怎地忽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她伸手去抓，没有抓住。但那蝴蝶也真是怪，它总不远走高飞，而是挑逗般地在前方飞动着，有时定在空中扑腾翅膀，有时甚至飞转来又升上去，于是她便活泼地追捕着这只狡狯的蝴蝶，一会儿蹑手蹑脚，一会儿优美地弹跳起来，啊，那真是一套完整的舞步。但是转过一座假山，蝴蝶终于没有了踪影。她微微喘息着，用纤纤素指理着鬓边汗湿的头发，扬起柳叶般的双眉，苦笑着说：“瞧，又扑空了！”
不知为什么，她这苦笑竟使我格外动心。
夕阳收敛了余晖，整个公园顿时变得黝暗起来。我这才意识到了时间的流逝。
“呀，得去上晚自习了。”我对她说，“我还从没迟到过呢。你们也有晚自习吗？”
“当然。”她满不在乎地说：“我可是经常迟到。晚自习用来复习文化课。其实我们将来主要靠练功房里的成绩吃饭。文化课能及格就行了。”
“对于一个舞蹈演员来说，文化修养也很重要啊。比如乌兰诺娃……”我随口说着。
“哥哥，你训我了！”她截断我的话说，“你跟欧阳竹一样，净爱训人！”
“谁是欧阳竹？”
“就是跟我一块从上海来的……去年舞校从上海考区一共只招了我们两个人。她跟我可不一样，她老是那么正经八百的样儿……”
“我也是正经八百的样儿吗？”
“有点。”
这时候我们已经走到了公园门口。
我这才想起来问她：“妹妹，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乔莎。你能猜出这两个字吗？”
“《乔老爷上轿》的‘乔’……”
“干吗那么俗？‘乔治·桑’的‘乔’！”
“‘莎士比亚’的‘莎’，对吗？”
“对。哥哥，你呢？”
“我叫宗晓钟。你当然猜不出是哪三个字，干脆我告诉给你：‘祖宗’的‘宗’，对不起，这姓很俗；东方欲晓的‘晓’，‘闹钟’的‘钟’……”
“晓钟哥哥！我真高兴，认识了你！”
“我也一样。可是……我们，以后怎么办呢？”
“把你家的地址给我吧，我会去找你的。”
“你下星期日就来吧。早点来。一早就来。你当然爱听音乐，我有好多录音带，我自己还做了音箱，听起来特别过瘾……”我把地址写给了她，“你不会不来的，是不？”
“我肯定去。”
出了公园，我送她上了公共汽车，望着渐远的车身，我心中有了一种充实感。
我没有去上晚自习。我又买票回到了我们坐过的那条长椅附近。长椅上坐着一对比我年龄要大得多的恋人。
我觉得那长椅应属于我。因为我已经有了“她”。
那天一早就下小雨。还有风，风把雨丝扯断，把雨点摔到我们六层楼的玻璃窗上。我想乔莎不一定会来了。可她要不来，我就定不下心看书。看不下《量子力学》，也看不下《安吉堡的磨工》。她来了，我就能定下心看书吗？想到这个问题，我望着玻璃窗上自己淡淡的面影，微笑了。
我走拢窗前，甚而打开窗子，朝下望。一阵风灌进来，把我桌上的书吹得噗噗响，把零星的雨点甩到我的脸上。楼下人行道上浮游着彩色的斑点，那是打伞或穿雨衣的人，间或也有拐进楼门的，但我无从判断他们里头有没有乔莎。我想乔莎一定是打伞的，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她应当打一把淡绿色的折叠伞。为什么这样的伞一直不来呢？
一直到这样的念头占了上风，我才关上窗子，回到桌边，想：下午天会晴的，她自然是天晴了才会来。看不下书，我就演算习题。习题真是个奇妙的东西，它使你变得冷静，从抽象走向抽象，你就忘记了声音、色彩和感情。
敲门的声音使我惊跳起来，我几乎是冲过去把门打开了。果然是乔莎！
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