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梦想工厂电影公司获得成功的同时，徐天宝在奉天与热河退狂的农业行政也开始初步显露出成效。
近代中国社会对西方的认识经历了由浅入深的演变过程，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兵战”思想随之产生。当洋务运动由军用工业发展到民用工业的时候，“兵战”思想开始被“商战”所代替。甲午战后，有识之士进一步认识到振兴实业的重要性。这种认识上的转变使农业的重要性开始受到重视。1897年张謇在《请兴农会奏》中对农工商之间的关系重新进行界定，认为在农工商三者中，农业是基础，是工商业发展的前提和保证。他说：“立国之本不在兵也，在乎工与农，而农为尤要。盖农不生则工无所作，工不作则商无所鬻，相应之势，理有固然”
1901年由张之洞主稿、绅商参与拟稿润色、刘坤一领衔，并成为清末改革纲领性文件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以下简称《三折》)对农业的重要性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它认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气候条件也适合农业发展，应将农业放在首位，并提出了几项措施：其一、发展农业教育，培养农业人才。其二、推广农业生产技术，鼓励官绅率先试办，以开化社会风气。其三、建立农业领导机构，发挥国家政权在经济建设中的功能。其四、鼓励垦荒，发展近代大农场。
清末的农业改革大体上按照《三折》设计的轨道运作。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思潮的走向看，它认为，实业的振兴是国家振兴的基石，而农业又是基础之基础，故必须大力发展。当然，这时期对农业的重视与传统的重本抑末已有本质的区别，它不是抑制，而是力图为工商业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是从推动工商业发展的角度强调农业的基础地位。这是时代主题在社会思潮中的反映，也是这时期农业改革的主要内容和目标所在。
于是，就有了徐世昌专门设立农业试验场。从国内和日本、美国调取各类麦种在奉天试验，从中挑出适应气候和产量高的在吉林、黑龙江广泛推广，当年就初见成效。三年后，东三省的粮食除自给外，还可向境外输出。徐世昌做的只是引进了部分两种，而其他诸如培养农业人才，鼓励开办近代大农场之类的工作随着徐世昌的调任而中止了。徐天宝接手奉天之后，立刻着手恢复这些工作。
徐天宝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成立奉天农林大学堂，该校由奉天省城官立中等农业学堂、奉天省城官立中等林业学堂合并组建，任命陈振光为校长，专门培养农业人才。
陈振光字铎土，广东新会外海东升街人。早年充任驻美国公使馆书记官；光绪三十年（1904年）入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攻读农业；光绪三十三年毕业，获农艺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于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十五日参加学部留学毕业生的考试，成绩列优等的第一名，获赏给农科进士资格；宣统元年（1909年）五月初九日廷试，授翰林院编修。宣统二年（1910年），捐纳为候补道，任奉天农事试验场监督兼高等农业学堂教习。
陈振光得到徐天宝的重用，被擢升为督学，虽然依旧是个比较清水的官职，但是好歹是实缺，况且陈振光也喜欢教书育人。后来，奉天农林大学堂改名为农林大学，为新中华培育了无数农业、林业人才，都是陈振光的功劳。
第二件事就是大力发展奉天的农牧渔蚕各业
首先是农业，话说自清咸丰十年（1861年）对盛京地方逐步实施开禁，此后，陆续实施的招民试垦、全境开禁等大规模放垦措施促进了开发，奉省耕地面积从咸丰元年（1851年）的1152万亩增至宣统二年（1910年）的6822.2万亩。清末，为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奉省经奏准，在省城设立农务总会，各县设立农务分会，分别由劝业道颁发钤记。农务会在作物品种调剂、种子改良等方面作过一些尝试。当时，大豆、高粱、玉米是盛京地方的主要粮食作物，在农务会的推动下，稻米生产区域及规模有了显著增加，棉花生产则主要分布在辽西、辽南部分地区。当时，奉省生产的粮食、大豆除自食外，已有相当数量加工成烧酒、豆油等制品，或作为原粮销往关内、沿海及国外，仅绥中县每年输出粮食就达5万石，花生2.5万公斤，豆饼7万吨；铁岭每年输出豆饼40万石，高粱七八万石；其间，奉省出现了大量的新农田，同时，通过官办、商办、官商合办等形式，还建立了一批为农业服务的垦殖公司及科研机构。虽然其带有不同程度的封建性质，但也孕育了农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这就为徐天宝在此基础上发展近代大农庄提供了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
牧业方面，清代设有大凌河牧群马营、养息牧牛羊营等，但乾隆朝后牧政渐废。同治初年，盘蛇驿牧场请准开放，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彰武牧放官牛羊场请准开垦；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大凌河牧场实行拓垦，放养的8400余匹群马屡被沙俄军队挑取，所剩无几。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在镇安县（今黑山县）以6.6万亩地设立公司专为牧养，两年后成立奉天官牧厂，并设6处分场。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