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思潮激发诱导着庐隐，她被自己的才气憋得难受：我常常觉得心里梗着一些什么东西，必得设法把它吐出来才痛快。后来读文学概论，文学史，里面讲到文艺的冲动，我觉得我正有这种冲动，于是我动念要写一本小说，但是写什么呢？对于题材，我简直想不出，最后决定还是写我自己的生活吧。
她躲在图书馆里开始着手创造，几天后整出了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隐娘小传》，可谓开山之作，后来她觉得“隐娘”一名不雅，便取“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之意，不愿人们识其内心世界，并以“庐隐”作为她的笔名。
《隐娘小传》大部分是用文言文写成，也仅限于朋友间传阅，影响并不大。后来她读了几本短篇小说，觉得长篇小说结构穿插难，还是先写短篇为好。她写了一个短篇，战战兢兢地去请教某位文学教授，不想那哥们儿给了她当头一棒：“你也想写小说吗？这不是容易的事呢！你这篇东西就不像小说，我看还是不写吧！”庐隐一气之下，把稿子给撕了。难过了好几天，她又壮着胆子又写了一篇《一个著作家》。这是一篇歌颂纯真爱情、揭露金钱社会的力作。某大户人家的女子爱上了一个码字的哥们儿，两人在爱情与面包的旋涡中苦苦挣扎，后来女主人公病死，著作家则用破瓶子刺破心头，流着鲜血，呼喊着情人的名字，表达了对社会的抗议。
这篇小说很快被茅盾相中了。
那是1921年，茅盾、郑振铎创建“文学研究会”，庐隐通过大哥兼老乡郑振铎认识了茅盾，也加入了该会，登记的序号是13，属于第一批会员，也是首批21位会员中唯一的女作家。茅盾刚接编改组后的《小说月报》，见到庐隐的小说，稍微修改后便将其发表。
首战告捷，大大鼓舞了庐隐的创作自信，由此正式开始了她的文学生涯：“从此我对于创作的兴趣浓厚了，对于创作的自信力也增加了。”
文学研究会主张“为人生的艺术”，提倡写实主义，探讨人生的意义，反对封建礼教。庐隐在她的创作生活中，一贯遵循此主张。她认为，作品应该含有时代的色彩，因此她的作品几乎全是写实，如描写不甘醉生梦死的青年人苦闷的《海滨故人》，集中描写农家女悲剧的《一封信》，表现赤手空拳的爱国学生被毒打的《两个小学生》，反映纱厂女工悲惨生活的《灵魂可以卖吗》，为和平殉道的女教士的《余泪》，以及《时代的牺牲者》、《一幕》和《房东》等短篇，虽然结构不太完整，有的很像散文，但都触及了社会的各个黑暗角落，这样的作品，在当时并不多见。
茅盾在《庐隐论》里所说：“‘五四’时期的女作家能够注目在革命性的社会题材的，不能不推庐隐是第一人。”
在大学里，庐隐一共写了几十万字的短篇小说、散文和游记，在文坛已经小有名气。
大学毕业前夕，全班同学为了筹款去日本，庐隐与几个好朋友自编自演新戏，公演后不仅赚了钱，还得到了公众普遍的好评。她们从日本到朝鲜，又到奉天、大连、天津，一个月的奔马似的游览生活，颇有收获。
回到学校，写了毕业论文，拿了文凭，大学三年宣告结束。
在文学上取得成绩的同时，庐隐的爱情果实也慢慢成熟，她无可救药地迷上了有妇之夫郭梦良。
郭梦良告诉庐隐，自己已有家室，当时为了凑一笔学费，不得不娶了某富绅的女儿，与妻子谈不上爱情。
庐隐陷入两难的困境，她在《海滨故人》中，尽情地宣泄她的彷徨：青年男女，好像一朵含苞未放的玫瑰花，美丽的颜色足以安慰自己，诱惑别人……但是等到花残了，叶枯了，人家弃置，自己憎厌，花木不能躲过时问空间的支配，人类也是如此……恋爱不也是一样吗？不是和演剧般，结局无论悲喜，总是空的呀！并且爱恋的花，总是衬着苦恼的叶子，如何跳出这可怕的圈套，清静一辈子呢？
庐隐也感到人言可畏，曾想离开郭梦良，可又禁不住郭梦良的一往情深。一次“四公子”在王世瑛家聚会，横卧在一张大床上聊天，庐隐征求朋友们的意见：“我倒没什么问题，……就是郭梦良不忍抛弃无辜的妻子。”三个好友几乎众口一词：你要慎重考虑啊。
家人得知庐隐爱上了有妇之夫后，也纷纷责备，这下彻底激发了她的叛逆，竟向郭梦良坚定地表示：“只要我们有爱情，你有妻子也不要紧。”
庐隐一意孤行，于1922年夏在上海与郭梦良以“同室”的名义结婚，这一惊人之举震动了文坛乃至社会？“同室”属于啥性质？既不是做妾，又不是做妻，在一起共同生活？基本上等同于现在的“同居”。
叛逆就是最好的理由，庐隐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评价她。然而新婚的欢乐是短暂的，婚后，庐隐与郭梦良遵郭父之命回福建老家探亲，与郭的发妻同住在一间屋檐下。自尊心极强的庐隐这才体会到尴尬和卑微。1924年，她在致好友程俊英的信中辛酸地哀叹：“……过去我们所理想的那种至高无上的爱，只应天上有，不在人间。……回乡探视，备受奚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