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议站在一旁，弯着腰，低着头，唯唯诺诺地讲述着。
说到仵作，不得不提宋朝的一位名人——宋慈。
在他的《洗冤集录》有关于刀伤的明确记载：“活人被杀者，其受刃处，皮肉紧缩，四畔有血癊。死人被割尸首者，皮肉如旧，血不灌瘀，皮不紧缩，刀尽处无血流。”
（癊，yin，一声，血迹、淤血之意。）
简单来说，死前挨刀血流流动，伤口侧面呈现红色；死后血液停止流动，伤口呈现白色。
最简单的一项就是通过刀口的方向判断是左手还是右手持刀。
正所谓，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宋理宗淳佑七年(1247年)成书的《洗冤集录》是全世界第一部法医学巨着，可以说对后世影响相当深刻。后世诸多的法医学着作都以为《洗冤集录》为蓝本，加以注释，或增补。
毫不夸张的讲，一部《洗冤录》后世之圭臬。
姚世安把人头拿在手里，左看右看，上看下看，仔细地观察着。
姚世安作为一名武将，也是见多识广的。
未几，点点头。
“督官，事已至此，如何善后？”参议小心翼翼地问道。
“先生以为当如何是好？”
“属下以为，此事已经人尽皆知，恐怕是瞒不住的，督官当早做打算。”
参议在心里暗骂了一句老不死的，什么事都让我说，有功的时候是你的，出了纰漏老子岂不成了那背锅之人。
“那就如实上报吧，你先写个文书，带本官看过之后，发往潭州吧。”姚世安见此人不上道，冷哼一声，拂袖而去。
长沙古称潭州，此时为蒙元湖广行省的治所所在地。历史上两年后，也就是至元十八年（1281年），忽必烈下令将治所迁往鄂州（今武汉市武昌区）。
鄂州，“鄂州”，武昌，“武昌”，这两个地名相当绕嘴，前文第247章有详细的介绍。
此时的湖广行省最高长官是平章政事史格。
早在三年前，德佑二年，临安沦陷之后，阿里海牙便亲率八万大军攻陷静江府，以史格为广南西道宣慰使，留置静江（桂林）。
史格，河北真定（今河北正定）人，蒙古汉军世家出身。其父为蒙古国和元朝初年名将史天泽，其祖父史秉直在铁木真时期便投降蒙古。
史家是当地土豪，铁木真南下之时，便率数千人归降，随行百姓更是多达十余万人，这些人口、财富便是史家崛起的根本所在。
史天泽及其家族在蒙元初年更是显赫一时，忽必烈推行汉法的主要大臣之一，也是元朝时汉族显贵的代表人物。
这些汉军世家是蒙元灭亡南宋的一股最重要的军事力量，也可以说是不可替代的存在。其中以张弘范、刘深、史格等人为代表。也包括刘整、范文虎、吕文焕这些投降的原南宋武将。
这些人构成了灭亡南宋的最主要的军事力量。
虽然忽必烈作为人生的赢家，掌握了蒙古国的大权，后来更是建立了元朝，但其代价是直接导致了蒙古上层贵族之间的分裂。
四大汗国不再效忠于对忽必烈。
以至于在忽必烈对南宋用兵的数十年间，没有得到来自四大汗国的任何支持。相反，四大汗国趁着忽必烈南下之际，不断的在其后方搞事。
说到蒙元的汉军世家，就不能不提到蒙元的上层结构。
蒙元王朝以蒙古贵族为首，由汉人及其他少数民族上层参加的封建政权。这个政权从一开始就由蒙古、色目和汉人三种人组成。
蒙古人拥有特权，位于权力的最顶端。利用汉人、色目人主管实际上的政务，互相牵制，分而划之。
开国皇帝忽必烈在蒙元十一帝中是少有的崇尚汉文化的，可以说这一点在蒙古贵族里面相当罕见，其弟弟阿里不哥就比较排斥汉文化。
蒙古人尚武，从铁木真时期就认为武力可以解决所有问题。
即便是对于忽必烈个人而言，其崇尚汉文化的原因也只是为了更快的灭亡南宋以及更好的驾驭手下的汉臣。
1260年三月忽必烈于开平召开忽里台即大汗位。同年五月在漠北的阿里不哥被本土蒙古贵族推举为大汗。
在这四年时间里，蒙古有两位大汗并在。
帮助忽必烈打败阿里不哥的主力依然是其手下的汉军。
直到李璮叛乱之后，忽必烈对汉人的疑忌开始加深，加之蒙古贵族本就不喜欢汉文化。
此时的忽必烈从推崇汉文化也变得消极起来，这个时候，色目人阿合马趁机攫取权力，擅权暴政最终引发大都的暴动。
大都暴动说到底，还是汉人官僚集团和色目人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
有元一代，蒙古、色目、汉人官员之间的矛盾就从来没有停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