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东东见拓哉要说实话当然点点头。
拓哉说道：“告诉你，我，我不满意，我非常地不满意！”
最后一句不满意他是喊出来的，大家的脸色一变。只见拓哉双手握拳挥动着，来回大踏步走着急急用日语讲了一大段话。听着丹妮翻译了大致意思后，大家的脸色反而轻松下来都露出了笑容。
原来拓哉吼叫的是对自己的不满意。他说道：“我在来中国以前就制定了自己的目标，可以尊重你们，但只能把你们当对手，绝没想到也不想做朋友。因为我爷爷这些年一直对中国很友好，他总对我说会被中国人所感动，我做好了心理准备这是不可能的，我和你们合作经济项目也是把你们当对手，加入日本人都在和中国人做生意的潮流赚你们的钱而已。可是，可是，你们终于感动了我，我终于被你们所感动，我，我非常的不满意！我的周围都是想拿中国当对手甚至当敌人的伙伴，我，我背叛了他们……”
拓哉越说声音越小，垂着头站在当地。洞里静默着，占东东正要上前，拓哉抬起头来手一扬，向占东东扔去一物。】
后来占彪才了解到，本来1959年中国的粮食全面绝收，使1960年的冬小麦没种子可播，第二年必然又是绝收的一年！而在1958年冬至1959年夏季人民公社的整顿和调整中，因公共食堂缺粮，许多地方允许社员回家做饭，在夏粮收割后分配了一些粮食给社员群众，这使农民还有一线生机，但“反瞒产”运动变成了针对社员群众的抄家搜粮运动。全副武装的民兵，吊打已经无粮的农民，要把这最后一部分救命粮从社员手中抠出来，以充征购任务。这样就断了千百万农民的后路，再加上没有自留地和畜牧业的自救，便引起了空前严重的后果，造成了这场人为的灾难。
曾有一说是苏联背信弃义和逼债造成的大饥荒，其实苏联宣布撤回专家是在1960年7月16日，这时大饥荒已在全国农村蔓延近两年了，有很多人是在1959年11月至1960年5月青黄不接时死去的。
还有一说是这三年遇到了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其实只是部分地区遇到了普通的旱灾，大部分地区还是风调雨顺的。
占彪匆匆赶回双河农场后，马上布置冬小麦的播种，他要坚持这块绿洲的持续大丰收。同时帮助被当地群众誉为“救命书记”的强子安置十里八村慕名来逃荒的乡亲。
强子救援乡亲的力度很大，他采取集中和分散的形式安置灾民。
集中的方式他把双河中小学的教室和乡里的办公楼都腾了出来，把桌椅都拼成床。然后在运动场和空旷地带搭起了土帐篷。这样能安置了大部灾民，而且还留出了一些位置为后续而来的灾民准备。
分散的方式是动员全乡各家各户，腾出东屋、西屋和厢房安置灾民。这样每家都接待了两三个灾民家庭。
集中安置的灾民有统一的食堂，分散到户的灾民则与户主同吃住。很快灾民数量超过了双河大队的人口。逃荒而来的乡亲们无不为之感动，后来很多家庭都结成了亲戚。很多年后，逢年过节的时候，双河镇的街道都有塞车的现象。是一群群感恩的人回来拜年。
勉强过了1960年的春节后，占彪看到不断加剧的灾情又开始了再一次的救援行动。
这次他让刘阳负责江浙一带的救援，曹羽负责东北一带的救援，这两地的救援还是以给钱和粮票为主，由赵本堂带着龚班长一行保护钱和粮票送过去。自己则亲自负责四川本地的救援，以发粮食为主。
这次救援还扩大了范围，包括隋涛的铁道兵、三德的海军战士的家乡父母。占彪知道，人民的干部和士兵还是很廉洁的，包括很多中央领导的亲友，都一样在挨饿。
四川的救援占彪根据上次的经验，把手里的10辆解放牌汽车分成五组，每组14人两辆车，车上装着伪装好的成袋大米、面粉。由占彪、小峰、成义、正文和二柱子各带一组，强子在家留守。出发前占彪一狠心，把打鬼子时的五部短波电台启用了分到了各个组，以便互相联络。
雷科长一看到这五部电台眼睛都绿了，多少年没有碰过他的专业了。他扑在满是灰尘的电台上连吹带抚地喜欢着。那种表情，那种热情，那种失态，分明是失散的父子重逢！经他两天两夜的改装，五部电台都变成了车载电台，除了可以用手摇发电机外，还可以用汽车带动发电。
经雷科长改造的天线不但隐蔽在车厢铁架上，而且性能大大增强，使对讲距离达到500公里，发报距离达到2000公里，成都到北京的直线距离才1600公里。这回远在北京都可以直接联络了。
樊刚则忙前忙后帮着检修着汽车，换好了每台车的备用胎，又和占彪建议说，应该换一副车牌，这和成义的想法不谋而合。项工临时接受任务，他的小加工厂把十辆汽车的劳改车牌卸了下来，做了两套备用的民用车牌。
占彪看看一直为出行做积极准备的樊刚、雷科长和项工，指令他们也参加救援行动，让程老师跟着自己的组同行。樊刚四人高兴得几乎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