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英法租界在上海的利益重大，两国在利益上形成了初步的共识。
这样，在法国的提议下，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于七月二十日向美国政府建议：“由英美联合向日本和中国双方政府进行交涉，要求它们发出命令，停止调遣更多军队到作战地区，接受美国政府和我们所提出的旨在结束现存僵局的建议”。
但是，在这个时期，美国的舆论已经完全倾向于孤立主义，罗斯福总统又不愿重蹈前总统威尔逊的覆彻，因而美国并不想卷入中日冲突。因此，在中日问题上，美国不愿与英国、法国采取联合行动，于是美国国务院婉拒了艾登的建议，并提出：“两国政府在继续共同努力以改变敌对状态时，应各以自己的方式再度教促日本和中国政府认识维护和平的重要性。”
在此之前，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也在华盛顿会见了中日双方大使，希望两国政府都要保持有效的克制。科德尔·赫尔的这一轮会见和表态，根本就没有分辨这场战争是非曲直，完全是一副“老好人”的打算，抱着两边都不得罪的态度。因为无法获得美国的合作与支持，英国也因为在东亚的军事力量相对薄弱，感觉力不从心，也不想单独面对日本，作壁上观便同样成了大英帝国的选择。
对于大国之间利益的博弈，国民政府深感失望。八月二十三日，得知美国方面消极的态度之后，在给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信中，蒋介石委员长失望地写到：“对于美国未与英国合作，努力防止目前能够通过对日本和中国的联合交涉予以防止的危机，我深感失望。中国和世界将铭记1931年西蒙在东北问题上未能与美国合作，而现在英国人将铭记美国的不合作。美国不应丧失在世界上作为国际正义支持者的威望，如果美国继续推行史汀生政策，目前的冲突将不会扩展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其它国家。”
英美等列强的冷漠与旁观、纵容与妥协、软弱与自保，其实是继“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后，对日本侵略霸权的再一次纵容，直到上海“八·一三”事变爆发，各国在华利益进一步受到极大损害，英国才率先于八月十八日提出调停方案，要求中日双方军队退出上海，并向中国保证日方不利用公共租界为根据地，同时向日本确保日侨安全。即使是这个提议，也仅仅停留在他们上海租界利益的范围之内。英国只是不希望日本方面不要把上海租界给打烂了，这或许也是西方列强的底线。
对于英国这个老朋友的交涉，日本人根本没有留下一丝情面。英国的提议被日本断然拒绝，第二天便复文声称：“日本侨民生命财产，濒于万分危险……帝国政府对于此等多数侨民自有加以保护之重大职责，而不便以其责任委诸外国。”
八月二十日，英国再次和日本沟通，再次遭到强硬拒绝。
对于日本一再强硬拒绝的态度，英国方向颇感无奈，也是毫无对策。英军驻华总司令李特对大国之间的外交活动有所了解，对英国政府对日政策、全部外交活动以及最后选择洞悉得更加清楚。看到日本帝国在上海的侵略行径，刺激了这个日不落帝国高级将官的尊严，他发出了悲观感慨：“日本的军事行动，这对白种人来说是一种耻辱！白种人尤其是英国人苦心经营建立了这座美好的城市，它是远东的一颗明珠！但是，我们现在却没有力量阻止日本人毁灭这颗东方明珠。”
这个英军高级将官的感慨归感慨，却在中日上海战事上完全束手无策，无能为力。
英国人在上海的利益与大英帝国的尊严，在日方的利益和野心面前，从此也变得不再有任何分量。即使是日军飞机于八月二十六日误炸误射英国大使许阁森的坐车，英国政府对日方提出了严正的抗议，日方却浑然不当回事，根本没有处理涉事的军机飞行员，大英帝国对此也是丝毫没有办法。
国民政府积极地把握每一次外交的机会，但是，因为国力的贫弱，在国际上国民政府的声音同样是那么微弱，每一次外交斡旋都犹如一粒小小的石子投入了湖中，只能泛起微小的波纹，旋即归于平静。
对于上海的商贸来说，全球一体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上海的经济利益，对各国来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八月二十五日，日本断然封锁中国海岸。即便是日军的行动已然影响到各国商贸往来，英美两个超级大国也未对日本妥协和纵容的态度有丝毫的改变。而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却采取了回避的态度，美国政府在上海敦促本国侨民早日离沪，从八月中旬开始撤侨。但是，在上海的美国侨民两三代人在这里已经生活与经营了数十年，连中华文化都成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又岂是能够简单地说放弃上海的利益就能回国。
国民政府在谋求美英调解的同时，也在采取积极外交谋求德国出面调停。
在中国问题上，即使是德日两国之间仍然存在矛盾，德国不希望日本独霸中国，因而在“七七事变”后德国愿意调停中日关系。国民政府高层认为，在西方大国中，德国是惟一同日本保持着密切关系的国家，希望德国居间调停，实现中日和解。七月二十日，蒋介石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