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慎前世虽然不是社会学者，但对明末的困局还是有一套自己的分析的。
在他看来明亡的核心问题就是土地问题。什么小冰河，天灾，后金，农民军都不是影响局势的关键。
何况农民军为什么会形成席卷天下之势，还不是土地兼并到了不给普通农户活命的地步。
中国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都是被逼到绝路后兴起的。
中国百姓多是顺民，但凡还有一丝活路，就绝不会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去做那造反的事情。
君父君父，君在前父在后。
但如果这个君父抛弃了自己的子民，子民自然要自己想办法讨饭吃了。
如果往深处挖，就会发现土地兼并和科举制度有着极大的联系。
明代的读书人享有很多特权，考上了秀才便不必交税服役。
而读书人一旦中举，更是成功迈入乡绅阶层。
即使不能更进一步考中进士，凭借着举人身份，在家乡也能活的很滋润。
无需举人老爷多言，十里八乡的族人、农户都会争相把田地寄挂在举人老爷名下，从而达到免税的好处。
当然，秀才相公也同样可以免税。不过秀才较多，没有什么统治力，还是选择身份更为尊贵的举人更稳妥。
故而族人农户多会选择举人投献土地。
要知道，虽然是有保人做中间人的，且双方都是心领神会，农户只需要给举人交很少的租金。但这些土地毕竟名义上是举人老爷的。
一旦举人老爷反悔（虽然这种可能性很低），或者举人老爷被加租，小农户是没有地方讲理的。
去到官府状告举人老爷侵占土地？那地契田契上可清清楚楚的写着田亩已经过户！
这本身就是一种潜规则，是处于灰色地带不受大明律保护的，要怪只能怪那些农户想赚小便宜，结果坑了自己。
及至明末，百分之十的精英阶层手中握有百分之九十的田亩，土地兼并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举个例子，徐阶徐阁老是名满天下的宰辅之臣。可又有多少人知道，在他的老家松江府，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土地都是在徐阶名下的。
当然，以徐阶的身份，未必会真的做出赖账侵占土地这么吃相难看的事情，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确实是一代名臣的大污点。
有些时候不是你要兼并土地，是族人乡里投献。他们宁可给这些士大夫吃粮也不给天子不给朝廷吃粮，直接导致大明是一个官富国穷的畸形结构。
要想解决这个顽疾，单纯靠蛮力杀大户是不靠谱的。这样不但会激起反弹，还可能动摇国本。
转移矛盾无疑是个极为巧妙的办法。
只要能够不停的打胜仗，就可以遮下丑陋的东西。
而一旦大明朝廷控制了西域，就可以学盛唐时，迁健儿入西域开垦土地。
中原土地紧张，可西域土地并不紧张啊。
只要肯吃苦，要想发迹还是不难的。
当然这也只是权宜之计，但至少可以让大明多出一百余年的国祚，为改革赢得时间。
说起改革，谢慎还是十分推崇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改革的。
这个上承唐代两税制，下启清朝摊丁入亩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矛盾。
虽然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个国策在地方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但却是提出了一种可能性。
张居正绝对算是够手腕的政治强人，换成范仲淹这样的理想主义者，恐怕又会是一个早夭的“庆历新政”了。
政治家绝不能是理想主义者，因为政治处处都是博弈和妥协。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为什么能够获得相对成功，不就是因为吸收了蔡京这样的人吗？
政治不是打扑克，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搞成的。
领导者首先要具备识人的能力，要做到知人善用，用对人，用好人。
蔡京这样的人难道就一无是处吗？难道都要像包拯、海润一样白日昭昭才是能用之人吗？
有时谢慎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到底是清流好还是能臣好。
能臣是能做实事的，而清流往往是嘴炮党。
在大明，任何人想要上位都要经历清流这个阶段。但若上位了还是把自己定位为嘴炮，未免就有些太过无耻了。
食君之禄，忠君之事。
若是人人都为了刷声望变成了嘴炮，那大明朝廷岂不是乱成了一锅粥。
当然，这也不是说风骨不重要，只是说要做到一个平衡。
越往上爬见到的人和事情越多，感悟便越不同。
叫一个县令和知府谈理政体会肯定不一样，知府和巡抚又会不一样。
谢慎的优势在于领先时代五百多年的见识，以及不对称的信息优势。
但这些在处理政务上并没有太大的效用。也就是说谢慎在政治上不但没有这些官场老油条出色，甚至还有很长的距离要追赶。
路要一步